越策越开心2013

影评丨《白痴》：拉斯·冯·提尔的介入式反抗

上映于1998年的影片《白痴》是拉斯·冯·提尔的第一步“道格玛95”影片，讲述了哥本哈根一群不满于现代社会制度的青年假扮白痴捉弄他人的故事。“道格玛95”这场电影革命试图突破好莱坞僵化的叙事手法和欧洲电影自恋的艺术格调，回归一种更加纯粹的影像记录。在“十诫”式的宣言中，“道格玛95”拒斥一切特别的搭景、音乐、照明和滤镜，坚持以手持拍摄的方式突破生活的表面现实，而直抵人物的内心世界。“道格玛95”如同后现代哲学拒绝线性、连续的历史观而探索断裂的、由事件构成的历史一样，力图呈现表象之下的纯粹情感。

对于电影《白痴》来说，它的特殊形式和它特别的内容是始终交织在一起的，无法分割。拉斯·冯·提尔像他的丹麦前辈德莱叶在《圣女贞德蒙难记》中一样，将小景别的镜头对准人物，捕捉每一处微妙的变化下白痴们真实的内心。

拉斯·冯·提尔克制了镜头的表现欲望，放弃在影片首尾给导演署名。在此前的反好莱坞“炫技”之作《欧洲特快车》中，拉斯·冯·提尔多次使用精妙的构图和华丽的调度，甚至独创了在景深镜头的前景和后景处分别使用彩色与黑白。然而到了“道格玛95”的影片《白痴》时，拉斯·冯·提尔放弃了一切构图的技巧，全程使用晃动的手持镜头，如同印象派画家马奈一样，拒绝景深暗含的观者视点，杀死了那个始终幽灵般在场凝视着一切的秩序存在。

在具体的画面呈现时，我们看到了令人眩晕的手持摄影、时而甩动时而虚焦的运镜、不明所以的蒙太奇、叙事中忽然穿插进入的演员访谈。拉斯·冯·提尔正是用这样“生硬”的方法，将观众一次次推出电影的白日梦。他拒绝固定镜头的冷静、客观、理性的审视，通过断裂的叙事大声告诉理性世界——没有人可以审判白痴，通过布莱希特式的“间离化”告诉观众——请时刻保持清醒的思考！

1、 白痴的冒犯

这群假扮白痴的年轻人试图短暂逃离既有的社会秩序和语言秩序，去“自说自话”、“疯言疯语”。在白痴们对我们习以为常的社会机构的冲击中，呈现出了其内在的荒谬和动摇。面对着福利制度的虚伪关爱，他们用充满冒犯的群体性交挑战传统的禁忌，用欲望质问权力。

现代社会中，西方建立的现代福利制度看似展现出对弱势、患病人群的关爱，实则是将自身预设在强者、健全、理性的位置上，俯视着被区分出来的白痴。福利制度消除了身体上的区隔但又建立了精神上的区分，一种新的障碍又被创造出来。在影片《白痴》中，叔叔想要收回房子，政府人员想把他们送到专门的区域，邻居不愿与“残障人士”为邻。面对这些福利制度下“温和”的侵犯，白痴们同样予以“温和”的回击：他们利用正常人的爱心向他们兜售手工制品，实则是侵犯正常人试图保卫的领地；他们进行群体性交，以追求最纯粹的快感讽刺虚伪的道德秩序。

误入白痴群体的卡伦起初不理解他们在做什么，于是“白痴”们说：“他们在找内心的痴。”“在旧石器时代，所有白痴死了。今时没必要那样，成为傻子是种奢侈，但是向前迈进了一步。白痴是未来社会的人。如果有人碰巧找到一个属于自己的白痴，他是快乐的白痴，因为他很快乐。”拉斯·冯·提尔借白痴之口说出了他对白痴成为再辖域化的可能的期盼，反抗秩序的白痴是未来社会的人，如同德勒兹认为逃离符号的精神分裂是当代的伟大英雄一般。

2、 理性的回击

白痴试图击碎既有秩序的围困，当亚历克斯在砸棚屋的窗户时，史多芬说：“让他去吧，棚子是中产阶级的东西。砸窗是亚力克斯白痴一部分。”白痴的突围遭遇了理性的回击，卡伦在家中与处在资本主义社会中体验到了一种极为近似的压迫感，这是一种作为从属的物而感受到的压抑。在资本主义社会中，“正常人”对白痴的接近和冒犯表现出焦虑和慌张，想立刻将他们赶出自己的中心位置。在家庭中，丈夫同样将妻子放逐与边缘位置。丈夫对卡伦的那一记耳光证明了，卡伦的缺席并没有动摇丈夫的男性地位，而仅仅使男性在他无法掌控他的物时感到失落。因此，现代理性社会对威胁其秩序者毫不迟疑地施加暴力，用监禁、话语和意识将非理性置于中心的外部。卡伦的遭遇与《简·爱》中的伯莎·梅森一样被妖魔化、被他者化、被禁言。掌握话语权的理性、男人给一切异己的东西画疯癫的符号，这正是菲勒斯-逻各斯理性社会暗度陈仓的卑鄙行径：用理性证明他者的疯癫，令他者失语，进而使自己名正言顺地成为他者的主宰。

装傻充愣这种事应该所有人都做过。日语班时一个关系还算好的同学后来慢慢不来上课了，闹了很多事，我觉得他突出的一个问题就是游戏瘾，心理问题在其次，他当时就是很入迷的打英雄联盟，一直打不上课。他爸妈带他去医院预约的那天早上，他提前几个小时起床跑到网吧去打游戏，结果预约泡汤，他爸妈到处找他。

把他爸妈折磨的很憔碎，他就开始装傻，他和我们说话都很正常，他爸妈一在场他就缩脖子耸肩，说话声音变得特憨特含糊，很怪异很痴呆，我们说过你别演了……就是感觉他很幼稚，把父母吓死了快，带他去看，其实是装的，不知道怎么骗过医生检测的。有次他说以后没问题了，说头天晚上他爸不让他玩电脑，把他门拆了，说要陪他一起睡，他气的躺在地上发疯，然后他爸就一直问是什么吧你变成这样了他就编了一套谎话说自己被校园暴力了，然后大吼大叫，他爸一下没气势了说你怎么不早说不告诉我们呢，然后他从那天以后很长时间就理直气壮的逃课上网，老师也不管了。

后来他人生道路偏离的很远了，好像初中毕业证都没有……2019年的时候最后了解了一下他的现状好像还是在打游戏。有个报道我觉得挺类似的，一个东北农村女孩，九十年代她妈妈让她干活她躺床上不动，她妈妈想的多说是不是病了，然后就自己去干活还给她做了好吃的让她养病，照顾她，结果她为了这种待遇一直装起不来床不能走路，她家里很穷所以一直没去城里看病就这样养着她了，学也不上了，她妈妈去世的葬礼她都没有参加，躺在家里床上度日，几十年，人生就这样躺过去了，妈妈去世后她被姐姐姐夫接过去住，结果姐姐发现半夜屋里似乎总是有人影，很害怕请来节目组还是在屋子里自己装了个摄像头我忘了，然后发现这个女人半夜下床偷吃姐姐姐夫放在客厅的零食……

When I was watching this film The Idiots (1998), I felt kind of confused and astonished, not only about the eccentric behaviors of the “idiots” group, but the crude way of shooting and post-production. Sometimes the unstable camera shake, thoughtless composition and movement, and occasional interviews towards the group members pretend this film to be a documentary via hand-held camera. However, the interviews seem to take place chronologically after the story is finished, because the subjects tend to speak in the past tense and sometimes refer to things we did not see. In addition, the occasional scenes that the microphone or camera enters our vision field are deliberately emphasize that it was a film rather than a documentary. Anyway, I think it does not make sense to find the answer that this is a film or a documentary or a documentary within a film through trying to interpret the actions or little tricks of the filmmaker.

As for the structure of the narrative, it seems quite unorganized and digressive in a spontaneous rhythm without focus. The story of Karen which is about her losing her son and leaving her family in pain and then meeting the idiots group, is actually a prologue that serves to introduce the existence of the group. The group, which held on “anti-middle-class” ideology, claims that they are on a quest to search for “inner idiots” to see the world from a vantage point. I think that kind of manifesto is based on the idea that to one way to avoid the alienation of human and maintain the subjectivity in the consumptive society is to refuse participating in the construction, and to pretend fundamentally wacky. If all the normal actions, languages that carries so-called “meaning” are actually faked and fabricated meaning that does not exist in nature but only to be invented to serve to varnish the meaningless reality, then perhaps the abnormality can be an exploration to challenge the fake real and real itself. And since the role of the idiot challenged the normal rationality and the inevitable order, it also verified the value of the film: the fictional viewing is more meaningful than the real experience, and the real simulation is more meaningful than the real itsel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