末代皇帝

［多年前的文，和现在文风差距较大，写得太嫩，大家凑合看看。］ 1950年，东北中苏边境。一群满清战犯被押解安置。 故事从列车的停靠开始，从严寒中，黑压压的政治犯呼吸的霜雾开始，不断闪回，现实与过往交错更替，记忆与生存映照对比，如此还原了一位真实饱满的末代皇帝。 从满清灭亡到军阀割据，日本侵华最后共党称霸；从三岁登基到亡国之君傀儡皇帝，以致阶下囚最后平民园丁，这部荣获87年奥斯卡金像奖，最佳影片，导演，音效等九项大奖的史诗巨片，对中国的历史变迁及溥仪个人的命运悲欢，委实有着举足轻重的意义。 那年，贝托鲁奇在接受法国《首映》杂志记者采访时说：“要是我对溥仪没有同情，我就不会拍这部影片了。我甚至喜欢那些可憎的人物，我需要爱摄影机前的所有人物。即使他们是恶劣的，我也设法使他们具有某种悲剧性，从而产生一点高贵感。……这些人物虽是可憎的，但他们也是世界的一部分，我并不谅解他，可他们也是命运之神的玩物。所以，任何人都不过是历史的牺牲品。” 在人如蝼蚁的时代波澜中，有时我们的确会被无奈的宿命论降伏。溥仪又是这样一位特殊的人物。一生里的数次变革，数重身份，数不尽的人事擦肩，来不及停顿更谈不上思考，历史便将其带往未知而无序的渊数。50年的世事动摇，其意志的表现只会显得孱弱无力。惟有如此，他为人所知的奴性才寻得一个应当的理由。 诚然，历史有其不公，但相信贝托鲁奇同情溥仪并非全因命运之把玩。如若人性浑然天成，时代背景又有何干？这不是一个描写傀儡人生的故事，因此才这般耐读。 性如白织 溥仪的人格在我看来，与常人无异。即使说其天生优柔寡断也无从考据。我记得他三岁登基，对皇宫一切均充满新鲜好奇。先帝光绪病危，独揽大权的慈禧太后以“承继同治，兼祧光绪”的名义，将三岁的溥仪从醇亲王府召进紫禁城，立为嗣皇帝。一个月后，他便正式登基即位。影片此处的表现煞为戏剧，慈禧顶着白惨惨的妆容，满脸褶皱如枯树干，条条道道积压于下颚，无法窥测其表情变化，独唇齿相撞艰难发声。当她将立嗣之旨逶迤拖出，未等任何人作出反应，便瞠目僵直地坐着，一种不甚吉利的死亡方式。群臣下跪，有人为她蒙上一块白帕子，这张惊悚的面容才得以退出屏幕。小溥仪依旧吮指观望，一副事不关己的样子。他不知道这块帕子覆盖的，是他从今往后孤独的自由。 于是，满朝文武，军臣将士，太监宫女频频向其磕头，吾皇万岁万万岁。三岁的孩子懂什么，他既不明白他们缘何长跪不起更别提享受这顶礼膜拜。他稀奇地穿梭于人群间，左顾右盼，蹦蹦跳跳，毫不自知。此时，他被一阵蛐蛐叫声吸引，来到这位太监面前。太监示意把蛐蛐作为礼物献给皇上，小溥仪拿起蛐蛐筒，又重归无忧的欢笑中…… 所以，溥仪的天性是纯白的，或者还带有清高，他在醇亲王府也被视王子般宠溺。 而后在宫里的生活，无需说明便知是昌盛而无餍的。这般环境里年复一年，助长了傲慢，自恃，专制，独断，依赖性强等诸多极端品性的养成，无可质疑。 他的骄纵“得益于”那千秋万代的宫规。登基时他曾问：“我真的能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吗？”得到肯定答案后便兴奋地向服侍其沐浴的太监泼水撒欢。幼童的独占心理得到满足，未构成框架的需索体系令其盲目地信仰皇帝这个称谓。然后他陷入一发不可收拾的孤独中。从小是害怕，怕与母亲分开，怕与奶娘分开。当有信告知他额娘去世，他只是骑着自行车，无泪无恸，绕着皇宫一圈一圈地周旋，方见城门大开，激起了他潜藏的思念之情，而侍卫是绝不会放其出宫的。他绝望地对着城门喊“open the door”。此前也有相同的情景，中华民国刚刚成立，“皇帝”溥仪也仅在宫内执掌权势。他追赶着被谴走的奶娘马车，冲至城门，狂躁不安地嚷着“open the door”。这一扇门，阻隔了清冷的围墙与繁闹的市区，也阻隔了他无所住的灵魂与被禁锢的肉身。这般绝对的分裂只怕比用刑更令人怨忿。 此后，宫廷已对他毫无意义。他偕同婉蓉，文秀挨着屈指可数的日子。他虽麻木也未想真正离开皇宫，他早已深谙宫外并非他的世界，躲在防空洞里至少能持续填补那华而无实的占有欲。直至后来他抵达天津辅佐日本人在满洲建立傀儡政权，不过是一心妄图称帝所至。是蓬勃的野心，更确切地说，做皇帝锦衣玉食的生活蛊惑着他的意志，他渴望重返尊荣，重返虚荣，重获唯吾至上的优越感。这样的日子谁都想过，只是他拥有此种经历而更难以自拔地沉湎罢了。于是，做皇帝成了一种义务。是贪婪，抑或不甘。 溥仪向看守所所长复述这一段动机时说，由于他来自满洲，中国人都把他当异数，唯有日本人百般殷勤，待其如友人，自然愿随其往。并带着他复辟帝国之心，不想被日本人利用。而之前，他也积极拉拢过各派军阀头目，企图凭借军人的力量恢复祖业。此等用功无济于事时，才将日本视为“第一外援力量”，频繁接触，终被狡猾的日本人利用以达到独霸中国东北的野心。婉蓉再三劝阻，他无动于衷。他在桎梏的封闭一生，如何能与老谋深算的军人政客抗衡？即是一般人偶耍心机，他也未必有能力甄别觉察。要说他签订《日满条约》出卖我国东北主权，以致卖国求荣，俯首贴耳，他的懦弱与奴性均源自他的无知。而其无知，又在不可避免的人生经历中安置。不可避免的宿命。 日本投降，预示着它卵巢下的伪满洲国必将顷刻垮台。溥仪不幸沦为苏联红军的战俘，渡过了五年的囚拘生活。但这五年并非使他改头换面，他的起居照样有人服侍。1946年8月，他以历史见证人的身份出席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作证。这让我想起《东京审判》，无奈里面他的形象过于委琐灰暗。他揭发了日本帝国主义分子的种种罪行，但同时也掩饰了一些不利于自己的事实。他仍放不下皇帝的架子，自然更谈不上认罪。可见溥仪人格的残缺性是根深蒂固的。他并非恶，只是过于任性。也可谓之冥顽不灵，他掩饰自己的罪行处于自我保护的本能，他还一意孤行着皇帝的骄矜。 最后那十年在抚顺战犯管理所的改造，让他真正脱胎换骨。他曾以为中国共产党会谋害他，正如古今中外所有被赶下台的皇帝没有好下场那样。过去受日伪统治残害的人民对他们这些民族罪人宽宏大量，这使溥仪的观念发生根本性转换。他开始向生活自理过渡。政府的关怀与照顾令其深受鼓舞，人生观世界观彻底改变，真正树立起重新做人的决心。当祖国为庆贺成立十周年，特赦一批改恶从善的战犯时，他为听到自己的名字而激动…… 这一天，标志着他前半生的结束，而下半生，他选择做一名普通植物园园丁，修葺着今后祥和的岁月轮廓。 溥仪的个中表现与心情是可被理解的。天性如白织，纯洁、透明，和所有的孩子没什么两样。只是阅历塑造人的同时，也毁灭了童真，尤其他这般特殊的地位。 情如棉纱 关于亲情 一个从小养尊处优，呵护备至的孩子，自然对母亲的依赖与信任感比常人更猛烈。若不提及三岁进宫，哭天抢地地呼唤额娘，这时的他有多少俄狄浦斯情节，单是长大的皇帝面对奶娘的离去，伤痛欲绝，疯狂追赶，得知无可挽回仍喃喃道：“But she’s not my wet nurse, she’s my butterfly”随着年月增长，人增加更多的是客观性与疏淡，溥仪的情感是与生俱来的丰厚。正如所有人一样，只是经历的人事一多，消磨耗损走了。耗损的本质是精神，精神支撑理性与情感，一旦疲怠，壁垒里的一切定土崩瓦解。对溥仪而言，信仰的称谓，每日恭维的喋喋不休，终究变得乏善可陈。奈何，如此徒有其表的地位，他也不忍抽身。 包括那两次如出一辙的“open the door!”他求永远做个孩子，一旦面对这坚实的城门，不切实际的幻想就会被狠狠撞击。他的长成，莫不是围墙内的生活所致，恐怕这扇城门也贡献不少。 关于爱情 婉容，文秀在溥仪16岁时同时进宫，一后一妃。画像挑妻，溥仪显然对文秀略感兴趣，其原因之一无外乎年龄相仿。但在新婚之夜，婉容与溥仪那段极具弗洛伊德象征手法的剧目，也是慑人魂灵的。我为着陈冲当年的姿色啧啧称奇。这女人并非标准意义上的端庄秀美，却有着一股毒性，妖冶，越吸越来瘾的。眼神存有流光，适时滑落，英姿生百媚。《太阳照常升起》里她的浮夸与年龄过分不熨帖，并没讨好我。尔后易太太倾泻出老上海女人的丰韵与细密，牌局上的若有所思，正应验了王安忆所说，这些女人的社交实在太少，因此难免全力以赴，结果将社交变成了情谊。这人，确是脚本里的“她”，毫无饰演的痕迹，不由分说。 溥仪是对婉容，文秀都好的，也是缺一不可的。结果当改名亨利的他离开皇宫，不再是享有多妻制的皇帝时，文秀决定离他而去，他仍霸道地制约。文秀是果敢的，她没有妥协任何的规劝，于一日滂沱雨下，毅然离去。起先仆人递给她伞，怕她淋着。文秀拄伞三两步后，突然愉悦地将伞抛出一条弧线，仰天喊着：“我用不着他了！我不用他了！”场景里旋转，彻底丢开了感情的包袱。她重归自由，洒脱得令我一时难以回神。 婉容的命运自是多舛。溥仪复辟心切，日本方事物集约处理，时局变革，无心顾及她的心理需求。她只得用大麻安抚自己，从而一蹶不振。她寂寞至极，与丈夫的司机苟且，只为生孩子有所陪伴。日本人自不会给以得逞，枪杀司机，处死婴儿。婉容的生命开始凋谢，无忮求，无期望，心如死灰，形同僵木。爱情？连钻入泥缝的气力也无，谈何开花结果？ 这是溥仪前半生的爱情。情如棉织，极易聚集情感的水分，变得厚重而深沉。而棉织本身，却是弹指间灰飞烟灭的东西。 关于师生情 对溥仪影响最深的老师莫过于英国牛津大学毕业的文学硕士庄士敦。庄士敦那富有传奇色彩的欧洲生活方式，以及耐心细致的说教，对于从小被禁锢在紫禁城内的“小天子”来说，既陌生又好奇，有着一种潜移默化的影响力和吸引力。那些宫廷的变革，也是庄士敦教育影响的功劳：溥仪把名字改成了英文叫“亨利”，然后不顾遗老遗少和太妃们的阻拦，断然地割掉了清室的长辫子，穿上西装，登上皮鞋，学骑自行车，俨然一个“洋皇帝”；他一直向往欧洲，16岁时想上牛津大学；他和庄士敦说，我不是君子，谁都不准我说心里话，他们总是教我该说什么；他养了只小老鼠，庄士敦替他守秘；他视力退化，庄士敦为他请愿配副眼镜，尽管遗孀君臣难以接受这一摩登的事实；他说，皇上是世上最寂寞的孩子。分别后，他根据溥仪的前半生撰写了一本《紫禁城的黄昏》…… 他对溥仪有恩，可说是溥仪在宫中唯一的朋友。他们见面时长久地握手相笑，离开时也这样。此后再未谋面，有如君子之交，淡而隽永。 皇帝，这个国家最大的囚犯 溥仪见证了几乎整个中国近代史，又有几个皇帝适逢这独特的年份。 1967年，中国文革最疯狂最动荡的那年，百姓的极度信仰依旧存在，只不过不是皇帝，而是另一个伟人。当年的溥仪已在弥留之际。所以影片中所表达的这一切不言而喻：红色风暴的社会，连交通也变成了绿灯停红灯行，改造溥仪的共产党人同样被共产党人“改造”着，一切都逃不过历史的变迁。 当他看着当年的看守所所长被揪出批斗时，60岁的溥仪径直走向红卫兵，询问所长的罪行。他们说是腐败的右派，皇帝的跟班，修正主义分子，罪证听来言之凿凿，不可饶恕。溥仪只有一味重复“他是个好人，他是个好老师”这类较之软弱而真挚的辩驳，然后被无情地拖走。 一群文工团少女冲出，组成队形，跳起极为严肃的革命舞蹈，模样却有些可笑。 末了，溥仪来到已被设为景点的紫禁城，跨过太和殿门口的吊绳，想要登上熟悉的宝座。此时一位红领巾出面制止，对话饶有意味： “Stop.You’re not allowed in there.” “Who’re you?” “I live here.I’m the son of the Guardian.” “Well.I used to live here too.That’s where I sat.” “Who’re you?” “I was the Emperor of China.” “Prove it.” 言罢，溥仪兴奋地趔趄到宝座边，拿出底下的蛐蛐筒，递给红领巾。蛐蛐从筒里钻出，周身已发黄变黑，不见当年翠色，仍活灵活现，见证着五十年的沧海横流。 他一抬头，那个瘦小的背影早已不知去向。此番此景，令我恻隐许久…… 木心说，生活，是安于人的奴性和物的奴性的交织。 我们如此，皇帝也是。 原谅他无法选择的囚禁。 ps:海报与坂本龙一配乐亦非常之精美。

2018年是“文化悲伤”年，很多星光熠熠的“大师”相继去世。昨天，意大利导演贝纳尔多·贝托鲁奇去世。

【意大利导演贝纳尔多·贝托鲁奇】

许多中国人不熟悉这个名字，但他却是最熟悉、最热爱中国文化的外国导演。他通过拍摄电影《末代皇帝》一举成名，获得奥斯卡大奖，从此疯狂爱上中国；通过《末代皇帝》这部电影，他也捧红了中国女演员陈冲、邬君梅。

贝托鲁奇与中国的不解之缘，值得说道说道。

拍《末代皇帝》饱含深情，疯狂爱上中国文化

贝托鲁奇通过电影《末代皇帝》展现了中国最后一位皇帝爱新觉罗·溥仪激荡起伏的一生，60多年的时间，溥仪从一个皇帝变成了一个傀儡，然后沦为阶下囚，最后又变成了新中国的公民。

【老年溥仪】

这部电影非常壮观，在将近两个半小时的时间里，溥仪60年人生的起起伏伏波澜壮阔。在拍摄这部电影前，贝托鲁奇找到了《紫禁城的黄昏》和《我的前半生》等资料，深入地研究了这位末代皇帝的一生。

《紫禁城的黄昏》的作者是溥仪的一位老师约翰·约翰斯顿，而《我的前半生》是溥仪的自传。扎实的准备工作让贝托鲁奇对溥仪，紫禁城，以及中国文化都非常了解，所以电影的剧本十分完美！

即便如此，第一次走进故宫拍摄电影的贝托鲁奇，也被这里气势磅礴的建筑所震撼，他感到惊叹不已。

【《末代皇帝》剧照】

于是，在拍摄过程中，贝托鲁奇不止一次对中国演员说：“我疯狂地爱上了你的国家一中国，我疯狂地爱上了中国人，我疯狂地爱上了中国的文化。”

这种热爱延续到了电影的角色身上，贝托鲁奇同情甚至喜欢电影中的那些人，“要是我对溥仪没有这种同情，我就不会拍这部影片了。我甚至喜欢那些可憎的人物，我需要爱摄影机前的所有人物。即使他们是恶劣的，我也设法使他们具有某种悲剧性，从而产生一点高贵感。”

因为在贝托鲁奇看来：他们不过是历史的牺牲品，他们也是命运之神的玩物，他们所体现的是一种人类共通的好斗性。

《末代皇帝》拿了很多电影节的大奖，它是贝特鲁奇导演生涯中的一座重要里程碑。

拍摄过程受到中国大力支持，不负盛望拿下大奖

这部《末代皇帝》是首部在北京紫禁城真实取景的电影（好像也是唯一一部）。这也成为了自1949年起，首部获得中国政府协助和在中国制作的外国影片。

因为是真实取景拍摄，比起横店影视城那些人工搭建的景观，更加宏伟壮观。在拍摄这部电影时，一共动用了一万多的群众演员，这在当时也是很罕见的。

更令人惊讶的是：我国对《末代皇帝》的制作没有任何限制。甚至在拍摄期间，英国女王也访问了中国，为了不干扰电影的拍摄，她也没能参观故宫。

功夫不负有心人。贝托鲁奇将西方式的表达与东方式的故事很好地融合在了一起，既能让外国观众看懂《末代皇帝》，也能让中国观众理解其中的韵味。

在当年的奥斯卡金像奖颁奖典礼上，《末代皇帝》赢得所有9个奥斯卡金像奖的提名，包括最佳影片奖、最佳艺术指导奖、最佳摄影奖、最佳服装设计奖、最佳导演奖、最佳剪辑奖、最佳配乐奖、最佳音响奖和最佳改编剧本奖，并最终斩获最佳影片奖。

而在豆瓣上，有24万人给这部电影打分，评分高达9.0分，排在影史250部最佳电影的第65位。

正因为贝托鲁奇精深的艺术造诣，这部电影才获得了艺术性与观赏性的双丰收。

为中国女演员陈冲、邬君梅拿到好莱坞的入场券

这部电影为意大利导演贝纳尔多·贝托鲁奇带来了世界级的声誉，也捧红了当时参演的两位中国女演员：陈冲和邬君梅。

陈冲在电影中饰演婉容，就是末代皇后。

【《末代皇帝》剧照，右边为末代皇后婉容】

她成功地塑造了婉容悲酸的人生。进入90年代，陈冲在美国影坛崭露头角，成为第一位被美国电影学会接纳为“会员”的华裔演员。之后，她与好莱坞影星联合主演了一些影片，如《未来启示录》、《天与地》等。

另一位演员邬君梅，在电影中饰演溥仪的年轻王妃文绣，凭借这个角色，她获得意大利电影节最佳女配角提名，开始打响国际知名度，成为第三位成功闯入好莱坞的华裔女星。

【《末代皇帝》剧照，文绣】

当知道贝托鲁奇去世的消息之后，邬君梅在深夜发长文哀悼。文章开头邬君梅就说到：“我的眼泪实在忍不住， 走在马路上听到《末代皇帝》导演贝尔纳多辞世的消息，我突然有些走不动……”

邬君梅是一个演技非常棒的老戏骨，在《如懿传》中饰演的甄嬛给大家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

从她的微博可以看出：她对自己的这部成名作，以及助她成名的导演有着深厚的情谊。

贝托鲁奇：被电影成就，被电影伤害

贝纳尔多·贝托鲁奇的一生，跟电影的缘分难分难解。

他出生于文艺之家，父亲不仅是一位著名的作家、诗人，也是一位影评家。受父亲的影响，贝托鲁奇在15岁开始写作，不久就获得几个很重要的文学奖项。

21岁时，他执导了首部电影《死神》。两年后，他执导了备受赞扬的作品《革命前夕》，1972年，31岁的贝托鲁奇执导了《巴黎的最后探戈》，并一举成名。

但真正使他名声大噪的，还是在1987年，执导电影《末代皇帝》。这部电影，正式确立了贝托鲁奇的导演风格：把富有家庭气息的浪漫情节和内蕴的心理批判作为表现的核心，并结合一些政治、社会内涵，展现人生和命运的长卷。

【《末代皇帝》剧照】

电影给贝托鲁奇带来无限荣耀，但也将他送进了监狱。1972年，贝托鲁奇导演的电影《巴黎的最后探戈》在上映前夕，因为这部电影的尺度过大被禁止公映，甚至贝托鲁奇还被法庭剥夺了5年的公民权并判处4个月的缓刑监禁。

他从来没有为此后悔过，一直保持着对世界，对人的理解与同情。

这位热爱中国，深刻了解中国文化的意大利导演，希望他的熠熠光辉能够指引更多的国际导演理解中国，展现中国。

这部电影值得一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