立春

顾长卫的《立春》是一部剧情片，但我宁肯当它是一部纪录片。可能与很多观者不同，这部电影对我来说，不是看新鲜，而是某种生活经历和记忆的重现，——自己的和某些人的。

我必须承认，我曾经是一个虔诚的文艺青年，如果细分一下的话，可以定义为“文学青年”，而那时候，我所生活的圈子里充满了各式各样的文艺青年，譬如文学青年、美术青年、音乐青年、电影青年。如果没有十五年前的那个雨夜，或许我今天也会是一个王彩玲。

有必要回顾一下十五年前的那个雨夜。那一晚，在郊外的一个画室里，我与我的两个朋友在微醉中读诗，从李白到辛弃疾到海子。那时候我们很有理想也很有追求，希望不远的将来我们分别能够变成伟大的“家”，在文学史美术史上占一席之地。那天晚上，我们借酒盖脸，以梦为马，宣泄着我们长久以来压抑与郁闷的情绪。那念头突如其来，那一瞬间，我突然觉得自己像个傻逼，——没有钱也没有地方只有过去的回忆和对未来的憧憬，所谓的理想不过是空中楼阁，所谓的坚持不过是不自量力的硬努，我突然发现自己不过是在虚耗生命但却给这种虚耗披上了一件华丽的外衣，我突然意识到理想与现实之间的巨大差距无法弥平，突然意识到揪着头发无法让自己飞上天空，突然意识到自己只能回到地面。我得感谢那个雨夜，因为从那一夜开始，我从理想主义者变成了现实主义者，也不再固执地探寻生活的意义。

我不知道十五年前我的放弃究竟是对是错，但我知道，如果没有那时的放弃就不会有今天这样的一个自己。还好，我对现在的自己现在的生活相当满意，虽然它与我当年的理想之间有着巨大的差距。这究竟是一种觉悟还是错误，我说不清，但我至今依然对王彩玲们保持着尊敬，同时保持距离。

王彩玲也好，黄四宝、周瑜、胡金泉也罢，《立春》里的这些人物其实并没有太多的夸张，在顾长卫的故事中，他们其实只是一种真实的再现，这也正是我把《立春》看成是一种纪录电影的原因。当年的文艺青年们的生活，有很多比王彩玲们的故事还要极端，还要曲折复杂，还要充满戏剧性，——但我可以负责任地告诉你，某些戏剧性是被刻意制造出来的。

当年的文艺青年无疑是有理想有追求的，譬如他们固执地向往北京，譬如他们固执地坚守着“不甘平庸”的信念。可是，现实总是无情的，完全不吝于给王彩玲们种种残酷的打击，让他们在南墙上撞得头破血流，或者时不时地在他们面前摆上一口棺材。在现实的残酷无情面前，某些人选择放弃或者逃离，如我，如黄四宝；但仍然有无数次撞南墙见棺材但却绝不回头落泪的人，采取了不抛弃不放弃，始终苦苦坚守。然而，许三多毕竟是极少数，绝大多数人其实都成了王彩玲。

现实，是个很无奈的东西，无论你承认现实与否，它都可能变成一出悲剧，——屈从于现实，你会放弃理想，演一出屈服的悲剧；而不肯向现实低头，理想却未必实现，很有可能演一出理想最终破灭的悲剧。如果像王彩玲那样，给自己造出一个进京进中央歌剧院的虚假现实，则是悲剧中的悲剧。虽然最终王彩玲选择了在现实中生活起来，但她依然心存幻想依然渴望自己某一天会站在音乐厅的舞台上纵情歌唱，于是，影片最后那一条白底黑字的字幕“谨以此情此景献给王彩玲”，就被赋予了多重含义，——既是对理想主义者的致敬，也是对王彩玲们的祭奠，充满了悲剧的意味。在此，我要向顾长卫先生致敬，因为他并没有在影片中给王彩玲一个梦想成真的圆满结局，而是给了她一个虚幻现实，这更接近于生活的真相，至少《立春》在这一点上是诚实的。这个虚幻现实，也曾经是王彩玲给自己虚构出来的，在影片的结尾，王彩玲的中央歌剧院之梦与顾长卫献给王彩玲的“此情此景”合而为一，意味深长，令人唏嘘叹息。

我在现实中曾经见过太多的王彩玲，我知道他们如何在理想和现实之间迷惘，如何在坚持与放弃之间挣扎，正因为如此，我才会把《立春》看成是某种生活的记录而非一部通常意义上的剧情片。我知道我那一代人和我上一代的人中有很多这样的文艺青年，但是，我脱离他们已久，不知道他们现在怎样，也不知道现在的年轻人是否还有那样的故事。偶尔看到人山人海的美院或者电影学院的考场，我总会想，人们的梦想是否穿越了时代保持了原样。我现在唯一可以确定的是，在虚构现实这件事上，有很多人其实还很王彩玲，譬如某些小资，譬如某些网民。

虽然我已经放弃了早年的理想，但我仍然对那些坚守理想的人们心存敬意，因为他们选择的是艰难的道路，而我这样的逃兵则选择了顺风顺水的坦途。其实我想说的是，绝大多数人还是平庸的，这个现实无法回避；不甘平庸固然是一种追求，但毕竟还得有一些足以让你脱颖而出的条件才行，这同样是一个无法回避的现实。而王彩玲们的误区大概在于，他们试图飞到高墙之外或者从深井中攀爬而出，却忘了高墙之内深井之中也是可以做出一些事情来的，“墙里开花墙外香”就是这个道理，大可不必一定让自己成为一个外来的和尚。

自己被自己感动，固然是一件挺不错的事情，但其实王彩玲们更需要的是让别人也被自己感动，这或许才是真正的好事。有的时候，抛弃一点儿强烈的自我意识，走出自我虚构的现实，看看外面的世界究竟是个什么样子，看看自己在这个世界上所处的位置究竟如何，或许会离成功更近。而这，或许就是《立春》想告诉我们的东西。

“每年的春天一来，我的心里总是蠢蠢欲动，觉得会有什么事要发生；但是春天过去了，什么都没发生。”王彩铃，一个不得志的文艺“老”青年，在世俗而卑微的生活里，坚持着她“要唱到巴黎歌剧院”的梦想。她丑，可是她不在乎，并且看得很明白“老天就是给我一副好嗓子，没了这个，我就是个废物。”所以不是废物的她，因为那副好嗓子和那份清高，总是显得与上世纪90年代初的小城市生活格格不入。

  不要以为赵本山说得“吃喝都没有了，你还臭美啥！”就是那么正确。一个小小的炼钢厂工人周瑜在广播里听到王彩铃的歌声，就能陶醉的五体投地，就能挖门盗户托关系，拎着俩菠萝在门口等，只为跟着彩铃学声乐（显然他天资平平，也仅是练到“狗喘气”而已）。应该说，周瑜算是个伪文艺青年，但伪文艺青年也有伪文艺的快乐。比如，他提起当年诗朗诵总是滔滔不决，拿那口没听懂是哪的方言朗诵普希金的诗，他结交同样落魄的文艺青年黄四宝，他既同情这个考了N年美院不中的朋友，又巴不得他考不上-----考上了得嫉妒死他。他不嫌彩铃丑，还暗恋她，最朴实的求婚-----“你以后跟我过吧，我养着你”。这颇有点“献身艺术”的意味，他是打心眼里羡慕尊敬这样的“文化人”。遭到拒绝后，可能经过反省，他过上了正常的世俗生活，估计那点文艺理想也就泯灭在柴米油盐中了。庆幸这样一个中文艺毒不深的人，尚能在文艺理想寄托物（和文艺人王彩铃结婚）破灭后，蹒跚地在生活里走下去。

  黄四宝的结局，代表着文艺青年不得志的又一种出路。他是出现在王彩铃生命里第一个让她有“这个世界上还有懂我的人”感觉的人。他有才气，落魄，而且挺帅的。这次王彩铃主动出击了，借他看梵高的传记，甚至约上他一起进京。梦想着两个文艺青年一起打拼的闪亮日子。在那摇曳的绿皮火车上，他俩感慨着“这火车要是去巴黎的该多好啊！”既而黄四宝说出了“不爱你，只是当哥们，干吗男女之间非得是爱情”。王彩铃的回击掷地有声“因为我丑就把我当哥们？男女之间最深的感情只可能是爱情！”其实这时候的王彩铃痴痴的文艺梦里，已经多了份与梦想抗衡的东西，那就是朦胧的爱情。而黄四宝这个人，其实是很纠结的，一方面他很需要王彩铃这样的人，不只是做个人体模特，让他见识女体这么简单。我觉得还有一种母性的人文关怀在里面。他有一个视艺术为垃圾的母亲，他几乎是没有得到过那种艺术上的认同感，更不要说是来源于异性的赞赏和理解。所以当他的画家梦逐渐褪色时候，当面对现实里这个又老又丑的王彩铃时候，他退却了。也许王彩铃在某一个瞬间也是他的女神，可那瞬间毕竟只存在于虚幻又不真实的艺术梦里。他的结局，就是淹没在市场经济的洪流里，做一个投机取巧的狡猾商人。如果说曾经的文艺梦想再他的身上留下了什么痕迹的话，也许就是------车被砸成那样，还能哼着歌开下去。

  骑白马的不只是王子，还有唐僧。那跳芭蕾的也不都是王子，还有一个胡金泉。这个在小地方跳了十几年芭蕾的男人终究越不过世俗的那道坎。看他被那些看节目的观众羞辱，看他几十年舞蹈生涯在身上抹不去的一段风流妩媚，心里做痛。人们既排斥这样的文艺分子，又需要他们的存在。他帮着彩排那些迎合大众口味的群体舞蹈，他被人当着自己母亲的面骂变态，他成为一个群众性攻击调侃对象。不是真的不在乎，只是还能忍。王彩铃的出现，或许是那个冬天里对他来说最温暖的事情。他们一样的不得志，一样的被排斥，一样的需要点依靠。当他受不了压力时，他提出了要和她假结婚。她却断然拒绝，只说不愿做炮灰，毕竟自己是女人。其实这里我有点疑惑：王彩铃到底是不相信爱情，还是她对胡金泉也有那么一点动心，不甘只是个假结婚？所以那个大雪纷飞的夜里，胡金泉昂首阔步推着自行车走，那气度俨然是舞剧里的王子，只是他的眼角有泪。之后他选择了毁掉自己的方式，并用这样的过激方式回应了那些对他性取向的猜想。之后我认为电影里最经典的镜头出现了。剃了光头的胡金泉当着来探监的王彩铃的面，踮起脚尖，起身，回旋，他轻声地说“这布鞋和舞鞋一个样，还能踮脚呢！”看到这的时候，我的眼泪已经啪啦啪啦了。至此，又一个被击得粉碎的文艺梦想诞生了。

  当这些打击袭来时候，王彩铃还是在做梦。直到那个骗了她的金钱，更重要的是感情的女孩贝贝出现。王彩铃可怜这个身患绝症一心只想参加歌手大赛的天才女孩。甚至放弃了办北京户口的机会，资助她。这时候的王彩铃基本已经不在对自己的文艺梦想抱有希望了，她只希望这个比她还有天分的女孩能延续她的希望。如果说胡金泉的结局让她对自己的文艺梦抱有怀疑态度的话，那么贝贝就是对她文艺梦的致命一击-----绝症只是为了出名的谎言。还有一个强有力的原因“出名太难了，何况又是小地方的，没点儿特殊手段根本出不来。”至此，王彩铃的文艺梦完全破碎。

  之后呢，王彩铃玩了把现实的-----婚姻。她相信这可能是自己的唯一结局了。甚至去婚姻介绍所。然而当年轻美丽的女邻居都逃不过被抛弃的命运时候，她不相信婚姻了。她的精神，情感需要一个寄托，她独自去福利院领养了个兔唇的孩子。取名“王小凡”，她解释到“平凡的凡”。也许，她希望这个承载了自己太多希望的女孩不要像自己一样沉浸在文艺梦里，醒来时反而更凄凉，只是做个平凡的人就好吧。

  说了这么多，都没有仔细说王彩铃这个人。我觉得她的性格其实表达的不是很直接，全是在和这些旁人发生联系时候表露出来的。她有文化，懂得什么叫“丝不如竹，竹不如肉”。她只有在唱歌的时候才找的到真正的自己，她也有美丽的时刻，比如说在雪天里歌唱的情景分明让我想起了《两生花》里波兰的薇洛妮卡在雨里陶醉的歌唱。她给自己缝制演出服;她学意大利文;她一遍遍强调“中央歌剧院正调我呢”,营造自己的虚假安慰感;她几次去北京听歌剧;她想在歌剧院当个勤杂工都实现不了......当她从文艺梦里醒来时,她用母性的爱选择世俗生活。她卖猪肉给兔唇的养女治病，她在一个母亲的身份里得到了所有的爱与安慰。她还是会去天安门广场留连许久，那曾是寄托了梦的地方，也是梦永远也到达不了的地方。影片结尾，一段慷慨激昂的独唱，让人恍如隔世，台上的王彩铃是多么的美，她的歌声是多么的好！黑白字幕：仅以此情此景献给王彩铃。

  电影的风格很直白，也很简单，是顾长卫的典型方式。镜头比较直接，不加渲染。在细小的镜头里抓住情感。我喜欢这样的叙事风格。喜欢这样不臃肿的文艺片。

  今天三月初六，我十九岁生日。我选择一个人去电影院看《立春》。人很少，大概只有四个。散场的时候，我看到后排独自坐着个老大爷，他是怎样的原因来看这样的电影？也许曾经他也有过那样的梦？不好意思，我又用伪文艺青年惯有的思维在思考了。那又怎样呢？伪文艺青年也有自己的快乐。回来的路上我在想，王彩铃，其实也挺幸福的，她有个别人没做过的梦，在她心里，总有个不死的春天，那叫做艺术。

王彩铃说，每次春天来的时候，实际上也不意味着什么，但她总觉得要有什么大事发生一样，心里总是蠢蠢欲动，可等春天整个都过去了，根本什么也没发生。这句深可挖掘的话（无论是其政治意义，还是生命意义），出现在故事的中后段，到这里的时候，一年已经过去，在这过去的一年里，王彩铃经历了一段失败的爱情与一段失败的友谊，当那两位爱情与友谊的对象纷纷在现实的压力之下放弃某种追寻时，她还在坚持着她的歌唱事业。但是新的一年不仅给她带来新的希望（大年初一开门望雪的那个镜头，几乎使我误以为她的命运将要好转），也给她带来了更大的幻灭。如果放弃理想在90年代初的新一轮经济大潮中变得普遍而使人不得不接受的话，那么王彩铃这一次所遭遇到的事情，已经突破了她心中践踏理想的底线（理想成了可以划底线的东西）——利用理想，那位小女孩磕头哭泣，但重点是她的那句“为了出名不得不用点特殊的手段”。虽然王彩铃也想出名，但她显然怀揣着古典时代的一朝成名天下知的“纯洁理想”，而不是理想与现实法则的勾结。

前面的故事主要发生在91到92年，可以从春节联欢晚会的画面上考证出是92年的晚会（那年的主持人就是赵忠祥、杨澜、倪萍），虽然理想破灭在生活中具有普遍性，我也认为顾长卫就是在追求一种普遍性，但是这个时代的特殊性，似乎也不能不引起观者的注意。四宝一开始连续地往北京跑，突然有一天，他朋友说，他去深圳了。北京与深圳，文化潮头与经济潮头，追寻与妥协，这个老生常谈的话题，在这里其实只构成了另外一个更隐蔽的问题的一翼。另一翼，就是那位芭蕾舞演员，在一段孤芳自赏的优美舞蹈后，他走进了牢笼，牢笼不仅指那个监狱，而更指的是他的假强奸行为，后者才是他的自我阉割。这两翼，构成了90年代初知识份子的普遍处境——失落了理想之后，他们或者去追求本来在理想面前显得微不足道的物质，或者自我阉割，自动纳入体制。

这是顾长卫比娄烨聪明的地方，他不涉及它，但他通过一个关于理想的看似具有普遍性的叙事，巧妙地揭露了它。在文章开头所引用的那句王彩铃的喟叹，照应了导演的政治隐喻。那个春天，似乎发生了什么，但再回首，已百年身。

但就王彩铃这个人物来说，在中国社会中其实是不具备现实性与普遍性的。但是这个人物的特征，她的虚荣骄傲与拼搏上进并存，她的渴望把持理想与内心对现实不满同在，这些特征，是具有现实性与普遍性的。导演捡起了那个时代中人们内心除了失落之外的那些彷徨与渴望，把它们揉捏在一起，变成了王彩铃。所以说，王彩铃是不现实的，但又是高度具有现实性的。在经历了那次巨大的欺骗之后，她走进了婚介所。然后电影时间加快了它的步伐，她还是没有结婚，但领养了一个孩子，孩子慢慢长大，她开始以卖羊肉为生。有一个镜头，优美而残酷，在一望无际的草原上，一条路弯弯曲曲伸向远方，路上开着一辆后斗里装满了羊的货车，王彩铃就在车的后斗里，和羊在一起。她的表情复杂而难以辨认——完全没有了当初的鲜明与生动，重要的是，她和羊在一起——一种温顺待宰的动物，在车的后斗里，被载向无法辨认的远方。

电影的对于生命的感喟在这里超越了某种政治上的纠葛，露了出来，或者说，沿着前面的铺垫，渐显了出来。先不论顾长卫的这种企图成功与否，单就他的这一意识而言，已经是难得。在一种对生命的某种宿命式的叙事中，包含着某些时代气息与政治意蕴（政治当然也是生命的一部分），这种结构的大方向是正确的。但似乎影片在这一段所用的力道并不足，甚至稍显刻意，比如王彩铃给她女儿念飞蛾的一生的故事，这一段把意图亮得太明显，反而失去了回味的余地。而在医院里遇到早年相识的物是人非的桥段，虽然在剧情上可以圆满收场，但是稍显呆板。最后带着女儿回到当初梦想之地——北京，一起在天安门唱起儿歌，倒是非常令人动情，席地而坐的妈妈显得和蔼而温润，但她心中是怎样想法，是悲哀叹息，还是安乐而满足？

每个人生活在社会之中，都会心存梦想，并为之奋斗，然而在梦想与现实的交集处，总会有着这样或那样的无助与失落，有些人拍拍身上的尘土，继续前行，而有些人则束袖顿足，冷眼等待命运的不公。
      《立春》以蒋雯丽扮演的王彩玲追求歌剧梦想为主线，但其中也穿插了各种小人物。他们当中有一心追求王彩玲的周瑜、有令王彩玲心动的艺术青年黄四宝，也有痴迷芭蕾舞的胡金泉、为达目的欺骗了王彩玲的歌剧爱好者高蓓蓓。在王彩铃的生活之中，处处可见现实与梦想交合时的不和谐，王彩铃为追求梦想远道去北京该户口，而最终却仍守在几米见方的房子中，一心想考美术学院的黄四宝却最终当上了婚介所的老板，每天在债主的追逐中惶惶度日，舞蹈教师胡金泉为自己的梦想拼搏了16年，但只以受不了城市中群众的眼神而最终走向牢狱生活，歌剧爱好者高贝贝靠着欺骗迎来了本不应属于她的荣誉。
    可以毫不夸张的说，影片完全可以采用一种悲剧到几乎令人绝望的表现手法，从几个人的羁绊看到生活中的种种无奈与不安，但有趣的是，影片没有完全展现悲苦，演员们全部说包头话，搞笑的台词不时逗得观众大笑。如王彩玲会一根筋地说：“我不想在这个城市发生爱情。”也会一厢情愿地对黄四宝说：“你会永远爱我吗？”周瑜更是在大段朗诵普希金诗歌时说：“我朗诵诗歌的时候，在场的考官没有一个不哭的。”有人曾说看到这部片子时间或会有种带着眼泪微笑的感觉，人与人的歧路感与道德感在影片中不止一次的展现，例如导演在叙述王彩铃与被丈夫欺骗后携款而逃的邻居交谈时的一组正反打镜头，明确的暴露了导演对现实生活中人与人在内心上的羁绊与隔阂的理解，王彩铃曾说：“你并不是真把我当朋友，你只是在心里寻找比你更不幸的人，每一个不幸的人都好像和我同病相怜。”有时人与人之间在内心存在的关系让顾导深切的暴露在了镜头前。
       导演在讲述这部电影片名的时候，说道“立春之时，春天却未至，天气依然寒冷，但人们心中已经有了对春天和温暖的渴望”。追梦寻梦，梦圆梦碎，现实怀揣梦想，梦想照进现实。就像有立春，年年日历翻至此处，春天的梦早已在每个人心里孕育开来了；也就像人生虽有理想未达，现实会有改变，新的理想亦也一定会再次出现。人人心里有个梦，就永远不会绝望。

畸人者，畸于人而侔于天。（《庄子•大宗师》）

王彩玲

开始的开始，是谁如此哀怨的低语？
“每年的春天一来，我的心里总是蠢蠢欲动，觉得会有什么事要发生；但是春天过去了，什么都没发生，就觉得好像错过了什么似的。”
王彩玲，一座闭塞小城的大龄未婚文艺女青年，标准的龅牙东施。她说上帝是公平的，没有给她一副奇货可居的容貌，却给了她夜莺一般的歌喉。人之所以自我感觉良好，往往是因为自以为某些方面有过人之处。优势让她画地为牢，造就了她总是幻想“生活在别处”的悲剧：她向往北京，向往中央戏剧学院；向往巴黎，向往巴黎歌剧院。她梦想有朝一日站在金碧辉煌的艺术大厅里，华羽霓裳，引吭高歌。为此，她节衣缩食，平日以泡面为生，却不惜掏出全部积蓄，托关系，找门路，孤注一掷，想搞个北京户口，哪怕只是在权威艺术机构当个临时工。但在坚如铜壁的现实面前她一次又一次头破血流。
她总是自欺欺人：我过几天就调到北京了，小城不适合我。的确，在这样的小城，一个阳春白雪、曲高和寡的老处女的存在的确向一根鱼刺卡住了别人的喉咙：同样是人，凭什么你总是显得比别人高出一等？
知音少，弦断有谁听？

周瑜
曲有误，周郎顾。
东风不与周郎便。周瑜，不是 “羽扇纶巾、雄姿英发，谈笑间，强虏灰飞烟灭”的钻石王老五，他只是一个其貌不扬，长相猥琐的炼钢厂的工人。那天他骑着旧单车在市声扰攘的大街上东游西荡，却被路边电线杆大喇叭里传来的宛如天籁的歌声吸引，一听钟情。
想当年，他在八十年代乐观理想主义普世春风的感召下，也曾立下宏愿要做一个播音员。无那先天不足，后天失调，他最终没有成为国家正谕宣讲系统中的一员。
他追求王彩玲，是在追求一种理想吧，那种理想已经离他相当遥远了。当他站在王彩铃面前用包头方言激情满怀地朗诵普希金诗句的时候，他会想起若干年前自己专心致志报考县城播音员的日子，自我感动，自我陶醉。
王彩玲对他掏心挖肺的表白只冷冷地来了一句：宁吃鲜桃一口，不吃滥杏一筐。不啻于数九寒天一盆冷水浇注全身。几年以后他们在小城的医院为了各自的病孩子不期而遇，别是一番滋味在心头。
为理想而痛苦并不可怕，可怕的是看着他最终成为笑谈。往事终成烟。

黄四宝

黄四宝是那样的人，志大才疏却又自命不凡。自以为留了条马尾辫，就真的是艺术家了。
二十多岁，从来没有给我家里一分钱。考了四次中央美术学院，一次没考上。王彩玲也是太寂寞了，如此需要安慰，才自以为遇到了惺惺相惜的知己，却不知道自己遇到的只不过是一个披着艺术羊皮的小混混。如果黄四宝真的艺术家，那他应该知道王尔德的一句话：男人和女人之间没有真正的友谊。可惜艺术家的优点没有，缺点倒是占全了，一遇到挫折就往王彩玲怀里钻。欺骗了别人的感情还说别人侮辱了自己。不就因为王彩玲的相貌不咋地吗？
多年以后，黄四宝重归故里，干起了婚介勾当，恢复了小城流氓的本来面目。
胡金泉
胡金泉是真正的艺术家。
他与王彩玲的第一次相遇是因为一次露天演出。他是倒数第二个上场的，但是他的舞姿把周围的众多乡亲给雷倒了了，结果被哄下台。王彩玲是最后一个上场的，虽然她的歌喉很美，天上应时应景飘下了洁白的雪花，但是她独特的女高音无人喝彩。曲终人散后，寂寞场中央。
在车上，他们一见如故，仿若知己。
胡金泉是一个对女人不敏感的人，（在影片中也没有暗示他对男人敏感），或许他真正挚爱的只有艺术。他说：一不小心跳了这么多年（芭蕾），想想真是后怕！艺术是有毒的，它逼死、逼疯了很多人。
小城的漫天风雨、蜚短流长成了胡金泉生命中无法承受之重，他对王彩玲说：我们假结婚吧。他希望她能帮他，但她出于自己利益的考虑，拒绝了。
他从王彩玲家出来的那晚，天天飘着柳絮般的雪，夜色是如此纯粹之蓝。黑风衣，白围巾，单车在午夜的大街渐渐远去。虽然我对他的优雅的天鹅绒做派实在不敢恭维，在现实生活中对男人跳芭蕾也一直难以接受，但，那一幕，此情此景，确有如许伤感。
他靠伤害自己而保全了理想。在监狱里，当他隔着铁窗对着王彩玲翩翩起舞的时候，我相信，他是快乐的。

结局

除了胡金泉，每个人都回归了日常生活。化蛹成蝶的生命是如此短暂，理想不能当饭吃。王彩玲离开的执教的小城学校，领养了一个有着“兔唇”的孩子，叫小凡，平凡的凡。她养家糊口，起早摸黑地卖起的羊肉。那应该是 “手术刀不如杀猪刀，造导弹不如卖茶叶蛋”的九十年代的初。1993，市场经济的洪流在政策的默许下再一次爆发，大批文化人“纷纷下海”，浩荡至今，无人幸免。

 据说，《立春》最初在国内受到的待遇是“不准宣传”，之后才改成了“低调宣传”，想来是因为一贯以屁股代替脑袋思考的电影审查委员会发现他们上了电影《孔雀》的当——把一部对中国社会充满绝望的电影当成了主旋律，所以对于顾长卫的新片当然要施以颜色。其实，这种手段不过是更吊起人的胃口而已，想要看到的终究还是会看到的。

    在有幸参加了《立春》在国内的点映之后，个人觉得被高高吊起的胃口非但没有被满足，反而有些被败坏了。虽然据演员说，这个版本和国外参赛的版本相比，有几段戏被删掉，尤其是一段按摩棒的据说十分搞笑，不过我感觉，这依然不会改变影片所力图表现的主题——有追求的人陷于绝望的社会中最终绝望。

    影片以艺校声乐教师王彩玲（蒋雯丽饰演）为主线，串出了小县城（影片在二级城市包头取景，剧中人物讲呼和浩特话）中几个青年对艺术的执着追求，直至最后放弃的过程。王彩玲虽然痴迷歌剧，但是本身天分有限，根本无法进入中央歌剧院，不过她对于在小城市教书这份工作显然十分不屑，始终梦想着要成为北京人，要进入中央歌剧院。

    与她有着同样不满的是她的单相思对象——黄四宝。这个钢铁厂的青年人立志要考上中央美院，不过每次初试过后即遭到淘汰。在黄四宝离开这个城市后，王彩玲找到了的第二个男友，群众艺术馆的舞蹈老师胡金泉。胡金泉喜欢的是芭蕾，他所苦恼的不仅是自己喜欢的舞蹈在这个小城市中无人欣赏，更为麻烦的人们担心他的性别取向——“二胰子”直到现在依然是一句骂人的话。

    歌剧、油画、芭蕾，即使到了今天依然不能为普通大众所欣赏，更不要说90年代初的小城市。所以影片中的三个年轻人对艺术的执着追求，注定要受到周围人的冷遇，而他们的天分也决定了他们在各自的领域无法更进一步。在这种情况下，他们依然选择对艺术坚持不懈的追求，除了对艺术热爱，更深层的原因是：这是他们在精神上高人一等的救命稻草，除了他们喜爱的艺术，他们没有比他们身边的人更了不起的地方。这就是患上了日常生活恐惧症。

    在王彩玲们看来，生活中最可怕的事情就是平凡。对于平凡的这种恐惧吞噬了他们的灵魂，同时让他们自己的生活痛苦不堪。王彩玲终于选择了独身，开了个肉铺并领养了一个兔唇小女孩。黄四宝自从深圳回来以后，变成了一个骗子，到处受到债主的追打。而胡金泉在三个人中算是幸福的，他因为强奸未遂进了监狱，却也因此证明了自己是男人，平息了人们对他性别的议论，终于解决了他的一个烦恼。王彩玲们最终不得不适应了生活的步伐，不过失去了救命稻草的他们，精神世界只剩下了空虚和麻木。

    对于影片中这些患上了日常生活恐惧症的人们，精神上高人一等最终要转化为在实际生活中高人一等，他们要追求的其实和常人要追求的目标其实没有本质区别。和常人不同的是，如果这个目标最终没有实现，那么他们余下的生活就完全没有意义了。但现实生活是：高人一等的是始终是少数，绝大多数都是普通人，如果作为普通人平凡的生活，他/她的生活就没有意义，那么他们的生活始终就不曾有过意义。因为生活的意义是他们赋予的，不是别人的目光和掌声赏赐的。

   追求成功和卓越是每一个现代人的目标，而资本主义时代的来到，使得每一个人都希望自己和别人不同的愿望分外迫切。因为在农业社会中，每一个人在小集体中都是具体可感的，而不仅仅是一个代号或者活动的工具。但是在追求成功和卓越的过程中，其实也是发现自我的一个过程，不知道我究竟是谁，不过是追逐社会公众的潜意识的另一个随波逐流的人。

    从影片当时的社会层面来说，对于平凡的恐惧，背后隐含的其实是人群之间的差距迅速加大，人群之间歧视加深。90年代初正是中国社会拉大社会经济地位差别的开始，原来固有的歧视（城乡、贫富等等）此时更加变本加厉。这种社会倾向反映在个人身上，就是人们都追求实现去大城市发达地区，并尽快富裕起来。

    在这种社会现实下，绝大多数人都在歧视观念的推动下，追求自己的目标，而忘记了自己是谁，到底想要的是什么。这中间产生的最可怕的例子是马家爵在杀死四个同学的逃亡路上不忘背英语单词；而一个农村的女大学生在遭遇车祸，刚刚苏醒过来，不问自己的伤势，不问亲人的死活，第一句说竟然是考研的日期过了没有。

    因此，对于这种充满了恐怖的黑色幽默的社会倾向，需要的不仅仅是满怀同情的歌颂，而是更深刻的考察其社会原因和心理原因，尤其是造成这种现象的心理原因。同比韩国导演李沧东的《密阳》，在演员上，蒋雯丽的表演并不输给全度妍，然后一个深入探究个人的心理世界，一个却把责任简单推卸给社会，二者之间的高下并不难判断。《立春》是顾长卫导演在反映这个主题的第二部作品，依然没有做出比《孔雀》更深刻的反省和探究，反而在原地踏步。对于该片编剧李樯来说，《孔雀》、《姨妈的后现代生活》、《立春》三部作品都是一顺拐的产物，日常生活恐惧症一而再再而三的同语反复，却始终没有摸到关键所在。

    对于这种人物亲切同情的立场，充分说明了制作者的自恋以及拒绝反省，而这种情况下拍出来的电影，两个字就可以概括——矫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