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春天

作者：Aliza Ma (Film Comment)

译者：csh

译文首发于《虹膜》

在我们这个总是转瞬即逝、支离破碎的世界中，以个人或政治之名，对于所谓身份的笼统讨论，很容易就会被埋没，变得微不足道；但是，对自我的探讨，常常可以引发更深刻的思索——重返那些难以捉摸的时刻，任由它们诱发我们的恐惧与欲望，带领我们穿越枯燥无味的日常琐事，深入那些未知的领域。但是，在白雪导演的这部令人惊诧的处女作《过春天》中，我们看到了二者的结合。这部作品讲述了一个女孩的故事，她置身于那个特定的时代，人们在两岸间往返，同时面对着地域、国族和语言的三重隔阂。在这之中，我们看到了上述所谓「自我探讨」在女主角身上的完美诠释。

在影片中，佩佩（黄尧饰）是一个十六岁的女孩，来自中国深圳一个破碎的家庭，在香港一间为富家子弟开办的学校上学。为了与朋友乔（汤加文饰）到日本游玩，她需要一些旅费。很快，这个有些天真的意图，引诱佩佩通过乔的男友阿豪（孙阳饰）的「帮助」，加入了一个地下的苹果产品造假窝点。

这部影片有着复杂的视听语言与大胆的风格转换——从香港场景不稳定的手持镜头到深圳场景精巧的静态构图。在这些技巧的帮助下，这部影片体现了女主角的双重存在——身体置身于「异域」，情感从属于「故土」；诠释了她分裂于两地的家庭生活与友谊；讲述了她在不同阶级、不同年龄、不同生活（地上的日常与地下的犯罪）之间往返的故事。

白雪将《男人的争斗》那种惊悚犯罪题材的元素，融入了微妙的情节剧中。同时，这部影片还大胆地呈现了在不同世界间挣扎求生的少女，所面对的生命危险与道德困境。佩佩不能算是一个非同寻常的角色——她可能会让我们想起《旺达》中芭芭拉·洛登的表现，伊利亚·卡赞对此评价道：她是一个「如碎屑般在人生中漂浮」的女人。而如白雪所述，佩佩可以「消失在人群中」——但是，通过她对于目标与存在的探寻，导演呈现了一个复杂而微妙的主题：对于一个年轻人来说，生存于今日的世界意味着什么。

《过春天》由田壮壮（《盗马贼》）担任监制、马修·拉克劳（《天注定》）操刀剪辑。这部影片在多伦多国际电影节上获得了亚洲电影促进联盟陪审团的「荣誉提及」殊荣。在多伦多的世界首映之际，《电影评论》采访了白雪导演。

祝贺你的首次放映。因为有许多电影节的观众是第一次看到你的作品，我想你或许可以稍微介绍一下你的背景，以及你开始导演生涯的契机。

我在2007年毕业于北京电影学院，而我过去的十年可以说是「动荡不安」的。因为对中国的年轻导演来说，制作、发行一部电影是很难的。不过，最近出现了一些新的机会，像是扶持计划、奖项等等，让一批新生代电影人得以登上舞台。这也是我能够制作第一部影片的原因。

你是怎么构思《过春天》的剧本的？写作过程是怎么样的，剧本又是怎么随着时间发展变化的呢？

大约三年以前，我知道有一些孩子会从中国大陆的深圳，把非法商品运送到香港。深圳对我来说是一个非常熟悉的地方，因为我从六岁开始就搬到那里生活。因此，我发现这些孩子的故事与我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我全身心地投入到调查研究之中，探索这些角色的方方面面。我采访了海关代理人和假冒手机的卖家，来探究这个地下市场的里里外外。我也和许多在香港上学的女学生进行了谈话，记下了数十万字涉猎广泛的笔记。我下的这些功夫是这部剧本的基础。在这些基础之上，我构思了一条叙事脉络。

在调查的过程中，我与这些女孩培养了深厚的情谊，她们与佩佩有着某些同样的困境。她们是一个非常独特、特别的群体。她们在香港、深圳两岸间往返，所以她们对自己身份的体认，也会同时体现这两座城市各自的历史与文化背景。这种迷人的复合身份，来自于这种双重性，来自于她们在日常生活中切身经历的地域、文化的差异。借由这个眼前的现实，我开始尝试将心比心，去体认佩佩的生活。

我问我自己，如果我是她的话，我每天会做些什么？她在放学后会做些什么？或许她可能会遇到一些麻烦，因为即使她同时「属于」这两座城市，但她无论对哪一个地方都没有归属感。所以，她终于开始在双城之间运送这些冒牌手机，这让她有了一种找到目标的感觉。显然，她会因此而受到惩罚，而我认为，故事中的这个主要冲突，与角色内心遭遇的身份危机有些相似。但是，经过这一冲突，她也找到了自己潜藏于内心的勇气与自信。

这个角色的年龄介于童年与青少年之间，这一点基于什么考量呢？

在香港，你要到十六岁才能开始工作。而当香港女孩到十八岁的时候，她们相对男孩更加复杂、成熟。在十六岁左右，你觉得你知晓了一切，知道了你在世界上的位置，但你并不知道还有多少东西是你不知道的。

这部电影是怎么从剧本发展到制作阶段的？田壮壮是怎么成为监制的？

这就要提到中国电影导演协会主办的青年导演扶持计划了，这是我之前提到的，为青年导演提供的优秀新平台之一。我是这一计划第二年选出的前五位导演之一，这让我得到了万达集团的支持，让我能够与经验丰富的电影业人士接触，并得到他们的指导。这也是田壮壮加入这一项目的原因。不过，在我就读于北京电影学院期间，田壮壮教授和我就已经有来往了。从那时起，他就对我的作品很熟悉，也很感兴趣。在这部剧本完成之前，我没有给他看过。他看了以后真的很震惊，并决定提供帮助。

你最初对这部影片的观感有某种预想吗？这部影片确实被赋予了一种非常独特的视觉风格，让我觉得这简直是出自一位精通世界艺术电影的导演之手。这就像是……你在从其他影片、其他导演那里汲取灵感之后，又创造了一种极具个人特色的影像风格。我想，也许你可以谈谈你是怎么发展自己的个人美学的。

我非常高兴的是，这部影片成品的观感，与我最初的预想实在太接近了。我也很敬佩近年来的欧洲与美国的独立电影，它们找到了自己的方式，能用它们独有的视觉风格叙事。我也想在我的影片中达成相似的效果，不管是从摄影、剪辑还是声音的层面上都是如此——在这些层面上，我给予了莫大的关注，它们对影片的叙事也发挥着非常重要的作用。

在后期制作环节，包括剪辑的过程中，我们试着去发展、强化影片的风格与节奏，来进一步传达这个故事的精髓。例如，这部影片的转场并不多，所以在不同场景之间的剪辑会显得特别突兀。这让观众不得不很快地投入到不同的情节之中，这也反映了这部影片对城市空间的高度关注。就摄影层面而言，我们想要从视觉风格上体现两个不同城市之间的区别。

香港是一座混凝土丛林，是拥挤、狭窄、纵向生长的。就场面调度而论，香港场景的影像风格活泼、景框元素丰富，充满人物的动作与镜头的运动，大多数的镜头是手持镜头。当佩佩来到这座城市的时候，这也体现了她的心理状态。另一方面，在深圳场景中，大多采用了静止镜头，影像在大景别的景观镜头、长镜头中凝滞。我想，这部影片视觉语言上的双重性能够让观众更好地体认佩佩的视点。

从声音层面而言，我从剧作阶段就听了很多不同种类的音乐。音乐也体现了这种双重性。我听了快节奏的电子音乐，和节奏更慢、听起来更倦怠的钢琴乐。这两种不同的音乐类型也体现了她的两种主要的精神状态。

我想，在佩佩的内心深处，住着一个非常勇敢的女孩。

你可以分地点谈谈影片的拍摄过程吗？深圳和香港都可以，尤其是火车站的那些十分显眼的运动镜头，它们在户外与室内之间穿梭。那些场景拍得实在太自然了。

我们花了很多功夫，才说服深圳的海关代理人让我们在那里拍摄。那是一个漫长、艰苦的过程，此前从来没有一部电影在那里拍摄过。我们的制片人兢兢业业，每天早晨都在办公室外等待，与代理人员谈话，最终用我们的热情与决心打动了他们。

在香港，我们也完成了一套同样难拍的镜头。在香港的过境点，拍摄电影是严令禁止的。我们必须找到一个港口，能让我们重新「创造」一个过境点。布景我们都得自己搭，人手不足的时候，我们只能让组里的专业演员也参与搭建。我想让影片看起来很自然，有现实主义的质感。不过为了达成这一点，我们就得动用所有这一切能想到的方法。最后，我们成功地拍到了我预想中的那些影像。

你可以谈谈你的演员吗——你是怎么找到你的女主角的？

我觉得找到黄尧是一件非常幸运的事，她就是扮演佩佩的女演员。她是一件天赐的宝物——一颗完美的宝石。她是一个我在香港做代理人的朋友介绍给我的。她有着独特的背景，在佛山（与深圳很近）出生、成长，但却有着一个北方的家庭。我很确信，这位女演员的普通话与粤语都十分流利。很难再找到这样一个完美的演员，来扮演我的女主角了。她还有着剧场背景，所以，她还是一个非常专业的演员。

当我们找到她的时候，在制片方那里仍有些人抱有怀疑，他们不确定她能否胜任女主角。但是，我看过她表演的视频，我觉得她最令人震惊的特质，在于她能够用眼睛演戏。黄尧与其他很多年轻演员不同的是，她没有那种花枝招展、引人目光的外貌，她有着能够消失在人群中的能力。佩佩这个角色，也拥有同样的能力。我觉得这部影片能够成功，有一部分可以归功于黄尧，因为她的表演为这一角色赢得了很多同情。

在我们今日的世界，像佩佩这样的角色有什么更强烈的象征意味吗？在这个大陆与香港的关系尚不明朗的时代，像一部这样的电影意味着什么吗？

我对直接谈论政治并不感兴趣。我拍这部电影，不是要给两个地区之间的关系下定论的。我是要来讲述这个独特角色的故事，描绘她的日常生活。在两岸之间，隐藏着这样一个人群，有着十分复杂的身份构成。我希望这部影片能够照亮那片黑暗，让人们有机会去体认那个人群的生命经验。

《过春天》是一部地质层次极丰富的作品。据说拍摄前导演曾花费大量时间游走港深、撰写调研笔记，虽然采访时她仍谦称影片得益于影像实践的可贵机遇和超强的制作班底。不过对影迷来说，使我们如教徒般诚挚感激的更在于：电影/影像自身道出了什么？需要仔细倾听和辨别的是，哪一部分是属于导演和摄制团队的，哪一部分又是不可控地超出了影像的制作——即超出了语言、影像符号，超出了一切人为掌控的技术，却精准直逼我们存在的无意识领域的那个部分。

对《过春天》来说，正是在这个溢出的影像空间中，蕴藏着难以言说的迷人之处，这也是自电影诞生以来，人们始终如痴如醉地倾听/观看/应答影像之深沉邀约的真正原因。

从裂隙中绽出

佩佩的双重处境，首先体现在地理及法理意义上被区隔开的空间：深圳和香港，二者被一道海关切割。居住在深圳却在香港上学的佩佩每天都要经过这道关卡。然而，正在这习以为常的空间裂隙中，一种差异的内在经验开始在佩佩身上盘踞、扎根和滋生：一方面，处境中的身体正热烈地向世界绽出；另一方面，身体又只能被动地、循环往复地抛入/扔出截然不同的城市空间。

与此同时，物理时间的切割也作为不可置疑的“标记”内嵌在年轻的身体上。青春期少女佩佩刚过16岁，终于到了可以去餐厅兼职打工、独自旅行的年纪。“法定年龄”是成人世界的邀请函，隆重地在生理和法理层面认证了个体生命。然而，未被道出的一重真相是，对于这张“成人”标签底下的个体生命，没人能把握其真正“成熟”到了何种程度。更普遍的情况是，那些 “成年”的个体，如影片中的佩佩，往往只怀揣着零星懵懂的世界意识，尚未形成更清晰的自我面目——在这个焦灼的十字路口（the crossing）上，一切仍处于无言的混沌，偶尔有灵光闪现，但又迅速被家庭、学校等日常琐事所遮蔽，再次陷入苦闷的沉寂。

16岁的生命就这样处于昏昏沉沉又亟待爆发的拂晓时刻，率先作出反应的是身体，它无言又事无巨细地承载着空间的强行宰割，并直观地体验为空间化的、处境中的身体：香港人来人往的十字路口、天桥、隧道、上上下下拥挤狭窄的街道，建筑空间沉默地律令着身体，直至适应它石屎丛林的节奏。极具反差、饱和度、刺激性的都会视觉经验，同样深刻烙印在身体上，无形地重塑着现代城市-身体的感受方式。闪烁变幻的霓虹灯、呼啸飞驰的车辆地铁、急速行进中的人流……香港的城市空间就这样直观显现为手持镜头下丰富活泼的运动-影像，伴随着如同心脏搏击般的电子乐节拍；空间化的视听经验无孔不入地渗透和冲击着佩佩年轻的心脏，也邀荧幕前的观众与之共振。

过了海关，深圳的城市影像瞬间趋于平静。佩佩身体的位移，拽领着观众从先前剧烈震动的港地体验中撤返出来，在舒缓的钢琴乐和大量长镜头、静止镜头中，回归母亲所在的、近乎凝滞的空间。此时，影像简洁干净，以呈现室内空间/佩佩家为主，色调也变得朴素柔和。日常生活中的重复、迷茫、虚无一览无余，体现在佩佩母亲阿兰身上，平日不是和姐妹彻夜打麻将享乐，就是与男人纠缠——还无意中被翘课的佩佩和女友撞见。至此，熟悉安宁的家庭空间也开始崩出无形的裂痕：佩佩的父亲是香港人，与佩佩母亲分开后重新建立了家庭。在导演镜像处理后的画面中，透过玻璃是饭店内父亲的新家庭新气象，站在街上朝父亲望去的佩佩的身影同时映在玻璃上，二人看似近在咫尺，事实上却隔着无法跨越、无法沟通的裂痕/玻璃，彼此都难以朝对方更进一步。

佩佩的日常处境就这样一次次地被切割，打破了感知的连续性，与时间的尺度（16岁）和法的律令（法定年龄）一起渗入，阻断了佩佩本源性的生命时间，切断了自我体认的延续性。一种深切的遗憾和哀悼，便成为某种否定性的力量内置在了佩佩的生命中。然而，对佩佩来说，正是处境的缺口意外地开启了生命的深度体验，在被强行中断和制止的位置上，张开了欲望的真实切口。从无到有，从断裂到生成，年轻的生命正在以一种更强势的意志和姿态回归，隐秘的生命经验正在发生。

越界激活心跳

不同于女友Jo，佩佩的青春期充满了隐秘的危险。Jo是土生土长的香港少女，她的青春期单纯明了，偶尔的烦恼也止于圣诞去日本该吃什么玩什么、阿豪对她是不是专一。对于未来，只知道自己考不上大学会被安排去国外念书，因此也明白日后必然会和阿豪分手，甚至Jo自己也说不清到底算不算爱他。

同一时间，与Jo形影不离的佩佩，却在秘密地体验另一种人生。第一次是佩佩被动接受的：Jo带她参加游艇派对，游戏中被要求跳水。此前一直抽离地观察周围人事物的佩佩，短短思考了几秒就毅然将自己丢下了水（相反Jo却选择撒娇不跳水）。跳水这一举动极具隐喻性：不会游泳的佩佩极为要强，无知者无畏地下了水，将自己彻底抛进未知的海水/处境中。果不其然，入水之后，佩佩第一次感受到了某种无言强烈的窒息（正如海水般彻冷）。被救出水后，这种危险与求生意志并存的极致经验，却无意识地滞留在了佩佩身体里。

第二次激活，是过海关时意外接到游艇上认识的水客马仔抛来的iPhone——稳稳接住了抛掷而来的危险。此后，身体便彻底寻着这股危险诱人的记忆而去了，佩佩正式以水客身份潜入了另一重隐秘世界：不明真相却成功“过春天”后，影像第一次出现了令人窒息的骤停。犯罪的、逾越禁忌的快感使年轻的心脏本能地漏跳了几拍，在这脱离日常线性时空的神圣静止中，第一次拽出了生命的原始节奏。

更重要的是，这异样的生命节奏还带来了意外之财。在对金钱的现实需求，以及内心某种未知欲望的鼓动下，佩佩主动加入水客组织，在另一重断裂的世界中，以水客身份一次次成功“过春天”，逐渐获得花姐的信赖和水客们的认同，自信地成为了“佩佩姐”。新世界一往无前地敞开了，一次次成功走水、迅速累积的金钱和自我主宰的权力感，助长着佩佩的信心和欲望。

然而，某种不可知的危险也正向她靠近：花姐提出要佩佩运送枪支是危险升级的重要信号。同一时间，佩佩走出房间却无意中目击厕所角落的暴力事件。影像和心脏再次骤停，本能地感到窒息和恐惧的同时，佩佩却更强烈地被另一股巨大诱惑所吸引。尽管在阿豪的提醒下最终未履行花姐的要求（“你知道花姐究竟是什么人吗？头脑放清醒一点，那是枪，要坐牢的！”），但佩佩的内心已然无法回头。

濒死与深呼吸

心脏骤停的瞬间，佩佩却失重般地感受到一种诱惑，某种程度上，濒死体验才意味着下一秒的触底重生：唯有短暂的溺水窒息，才会本能地激发出最具求生意志的深长呼吸，只有在心跳骤停的间隙，生命深渊中的原始脉搏才会剧烈启动。如此极致体验的诱人之处在于：在临界处标记生命，在断裂的时空中，建立起一条强韧的自我延续的甬道。至此，我，终于开始成为我自己。

聪慧敏感的佩佩本能地直觉到了这种致命诱惑，以及它所带来的愉悦。对极致内在体验的追逐，拖曳着佩佩偏离了“和好友去日本看雪”的初衷，驱使她从无意被抛入险境，转变为主动追逐这种逾越禁忌的快感。生命力极其旺盛的佩佩，就这样不断以孱弱而无畏的一己肉身撞击着存在的临界境况，与看不见的父法赤身肉搏。

此时，金钱也彻底转变成越界快感的凝结物。最初，佩佩莫名“充当”水客却意外收获金钱，钱的第一次现身就是与危险的行动、禁忌的快感绑定在一起的。当正式“成为”水客，她对钱的态度也出现了偏移：从渴望赚取去日本的机票、再到顺利买下机票后仍持续地赚钱。与女友Jo相比，佩佩显然总是缺钱的，但对佩佩来说，钱的意义并不像Jo“没钱就去不成爱尔兰留学”那样真实和功利。佩佩尚未展开关于未来的现实计划（Jo却始终活在现实的维度），却无法收手地走水赚钱（她用相同的问题打发了深圳老板的好奇：那你赚那么多钱干什么呀？事实上她的内心确实没有答案）。

因此，佩佩对钱的持续渴望更是出于欲望的无限驱动：是冲破日常现实中的孤独和乏味，伴随着青春期的叛逆和弑父情绪。同时，她更迷恋这种朦胧刺激的主宰感：扮演水客身份是在逾越法的禁忌，是一种犯罪行为；接下阿豪递过来的iPhone就像当着女友Jo的面偷情。在这个意义上，阿豪口中“香港之王”的幻象也开始变得诱人，或许佩佩也正悄悄酝酿着一丝无名期许……总之，数不清的欲望一道驱动着愈发升级的僭越行为，床底下鞋盒里越来越多的钱，正是佩佩内心欲望的无意识证明。

隐秘的性高潮

清晨，佩佩被阿豪带领着上了山，这是继大排档打工之后，阿豪再一次在佩佩面前展现出的真实面貌。深知阿豪小人物处境的佩佩当然嘲笑这位“香港之王”的狂妄。不过，当阿豪动情地喊出“我是香港之王”时，这一虚妄能指和它所裹挟着的主宰欲望，协同体内翻涌着的青春期荷尔蒙，在少女意识尚未来得及捕捉的瞬间，一并指向了山下那座雾气缥缈却又无比真实的未来，也深植在了佩佩心底。

欲望进一步指引着佩佩和阿豪，进入红色灯光的狭窄仓库。“香港之王”是阿豪的催情剂，他束起佩佩的上衣绑上iPhone，这一刻，金钱、权力、欲望终于与身体关联起来，邀约着佩佩一同进入“香港之王”的幻象。佩佩心中，欲望的面目模糊不清，她被“香港之王”引领着、接受着，直到冷冰冰的iPhone贴上炙热的身体。此时的佩佩到底明白了什么？我们不得而知，只是这无名欲望的膨胀令她想要更多：“还能绑哪里？”“能绑多少就绑多少”。少女的无畏点燃了阿豪，“香港之王”刻不容缓。令人窒息的私密空间里，凝滞着高度浓缩的炙热欲望，二人湿漉的汗渍混合着胶带的黏腻感，默默无言地将手机缠绕在对方身体上。

尽管二人没有发生性行为，互绑胶带的过程中，佩佩却体验到了性的愉悦。绑在身上的iPhone正是嵌入身体的快感标记。相比较女友Jo，虽然和阿豪发生了性行为（她曾调侃佩佩嫌弃阿豪不是处男），但她的快感却远不及佩佩的强烈和真实。她一边恋爱一边清醒地知道男人都是“很现实的”，否定性地自我抽离阻碍了她的感情，使其止于嬉笑享乐或占有欲的层面。

身处恋爱关系之外的佩佩，却与阿豪建立起情感上的坚实联系：她了解阿豪的真实生活处境（大排档伙计）；与他一起登山，了解他狂妄真实的欲望；了解他对自己对人生的看法（“最后总是只剩下自己”）；不小心摔坏iPhone深陷险境时被阿豪搭救（佩佩虽不清楚花姐的老辣程度，但预感后果将会难以想象地严重）；与阿豪联手后二人在Jo在场时秘密交易货物……隐秘的双重生活，频繁地招致心跳骤停的濒死体验，铸造起少女存在的高潮瞬间，最终转化为金钱-欲望象征物，这就是佩佩的性体验。

这或许可以解释，为何在女性经验中，溢出的影像空间才得以显影：渴望被亲近、被倾听的内在影像，正如女性成长经验中长期被人忽视的沉默言说。被冷落的少女成长之殇，现实地体现在Jo身上：乐天少女Jo最终失落颓丧地发现自己根本无法掌握自己的命运（而她的生命裂痕正在此处，尚未展开），念不了大学也根本不像父亲所说的那样能去爱尔兰留学（“好处总是给弟弟”），等待自己的只有嫁人这一条出路（“总是被爸爸哄骗”）。当发现和男友阿豪一起上山的女生正是闺蜜佩佩时，失望、背叛、不理解、无法掌控身边的一切的失意苦闷一股脑向她涌去。与佩佩大打出手并非出于对对方的怨恨，而是她终于触及到了始终被遮蔽的、无法自抒的女性经验，以及被彻底截断了的未来的可能性。而这困境对女性来说是极为普遍的（“只有嫁人咯”），Jo真正触碰到的是女性头顶的无形天花板，一种性别存在的临界境况。

与Jo的暴力对峙，也使佩佩第一次说出了她真实欲望。佩佩始终明白自己小人物命运的底色，不同于Jo意识到无法掌控命运后便自暴自弃，在体验过秘而不宣的心脏搏动、感受过生命的剧烈快感之后，佩佩无法再自我哄骗地放手这一切。在这个意义上，她和阿豪都是权力意志高涨、立志改变命运的小人物，在世界的激浪中凭着身体这块小浮板，不懈地在充满未知险峻的世界中前行，自我赋形、自我铸造。

影片的结局，即使没有上帝视角的介入，在欲望的运作机制上也是一种必然。欲望召唤行动在次数和程度上的不断加码，最终必将迎来高潮之后的彻底失落。影片中，一次比一次危险的走水行动预示了这一走向：从事非法枪支交易；背叛花姐，破坏行业规矩；最终面临司法力量的制裁——事实上，无论这一句点落在何处，重要的是这不断膨胀中的欲望终究会爆破，只在于以何种方式显现而已。当然，深植于鲜活生命中的欲望必定会再次循着原先的痕迹，在下一个裂口悄然滋生，以某种新的形式卷土重来。

最后一幕，佩佩带着母亲一起上了山顶，香港就在脚下，鲨鱼终将回归大海，剧烈搏击过的心脏和身体只会变得更加强韧。佩佩会再次忆起原始心跳的节奏，走过下一个春天。

——首发于微信公众号 小把戏去冲浪——

《过春天》是白雪做了十年全职主妇后的处女作，

去年拿下了平遥国际电影节的最佳影片、最佳女主角，

是多伦多电影节的开幕影片，

还入围了柏林电影节，提名了亚洲电影大奖。

片子讲的是一个16岁少女走私水货的故事，

她住在深圳，每天过境到香港上学，

为了实现和闺蜜一起去日本看雪的愿望，

她每天放学的时候，

偷带几部手机到深圳来挣钱。

她的妈妈是大陆二奶，爸爸是香港人，

生活被迫在深圳和香港两个城市间分裂，

身份也在学生和走私者之间来回切换。

“这不单单是一个讲青春成长的电影，

而是一个时代的切片，

是我们当下社会的一个写照。”

自述 白雪

16岁少女的双城记

16岁的佩佩总是一个人。她每天一大早从深圳过关到香港，搭港铁去上学，傍晚放学再回到深圳。她在深圳有家没朋友，在香港有校园生活，却没有家。

这是一个特定时代的典型香港故事。2001年，香港裁定1997年在香港出生但父母皆为内地人的庄丰源胜诉，自此，只要小孩出生在香港，哪怕父母双方都不是香港居民，孩子也可以享受香港身份。许多内地父母纷纷赴港生子。

这一热潮直到2012、2013年才宣告停止。2013年1月以后，香港所有医院，无论公立还是私立，都停止接收来自非香港本地孕妇的分娩预约，什么时候重新开放，没有预期。

在这十几年中，有超过20万“双非”（父母双方都不是香港居民）婴儿在香港诞生。这些“双非”小孩长大之后，可以和“单非”（父母有一方不是香港居民）的小孩一样，选择跨境上学。

目前，每天往返香港读书的深港跨境学童有3万左右，包括幼儿园、小学和中学。这批孩子或多或少都有“我是哪里人”的身份认同问题。

主角佩佩就是这样一个出身于“单非”家庭、天天跨境上学的小孩。

这些女孩子，处境其实都很尴尬。我认识的几位女孩，爸爸是香港人，妈妈是内地人，她们在深圳说着广东腔调的普通话，跟香港的同学说地道的香港粤语，跟自己妈妈打电话说的是四川话、湖南话。

我问她们：你觉得你是哪里人？她们眼神躲躲闪闪，回答我：我有香港身份。她们脸上的胶原蛋白还很多，但是少了青春少女的该有的光彩和飞扬。

几位女孩的家庭，都有各自的问题。她们内心深处对父亲或母亲的怨念是很深的，深到她们自己都不想去触碰。为她们写一个故事，成为我创作的原动力。

16岁去走水

“过春天”这个说法很有诗意，但它其实是水客的行话，意思就是“顺利过了海关”。

“走水”（走私水货）是片中的一个关键情节。佩佩和闺蜜一起许了一个心愿，去日本北海道看雪。为了攒钱，她想办法打工，偶然接触到了香港的水货集团，于是开始每天放学后偷带几部iPhone过关回深圳。

剧中她的年龄被设置为16岁。在香港，16岁就可以拿身份证去打工了。这也是一个特别暧昧、灰色的年龄段，还差一点就是成年，但是又不是成年。

佩佩和水货集团的花姐

渐渐地，佩佩发现自己在“走水”这件事做得很成功、很自信，游刃有余。水货集团的小仓库变成她放学后最愿意待着的地方。

在日常生活中，她其实是缺乏存在感的，但是她在走水（走私）这件事上找到了存在感。 所以不惜一次又一次，铤而走险。

深港版“青春禁忌游戏”

佩佩闺蜜的男友、男主角阿豪是佩佩成为“水货客”的引路人。他像其他香港年轻人一样，也打着几份工。

阿豪其实是佩佩生命一个阶段的过眼云烟，但在这个时间段，他们俩能够惺惺相惜。

影片有一场很多人都会说起来的、很性感的一场戏。阿豪和佩佩决定干一票大的，一次带很多iPhone去深圳。

在阿豪家大排档旁边的一个小房间里，阿豪用胶带把iPhone一个一个绑的佩佩身上，在佩佩的腰间缠了一整圈。

我们就想拍一场很热的戏，光线是炙热的红色，化妆师给他们脸上弄得全是水和油，美术老师加了电风扇在场景里。

他们是马上就要“亡命鸳鸯”的感觉，两人有眼神对视，但什么都没做。两人的感情，我理解是青春期的荷尔蒙，并不是真正的爱情。

母女从对峙到和解

佩佩的妈妈是二奶，佩佩能理解爸爸，但不能理解妈妈，妈妈是她最深的隐痛。

佩佩的妈妈有着移民梦，一直在向往别处的生活。她其实是一个特别天真的女人，甚至比佩佩还要少女。她可能不太会当一个妈妈，她觉得只要给佩佩钱，让她跨境念书，对佩佩一定是件好事。

我对她有一种悲悯的心情。可能她在年轻的时候犯了一些错误，但是这个事情是不可逆的。有了佩佩之后，她也在不知不觉中长大了。

佩佩自己后来因为走私，受到一系列惩罚。她也见到妈妈寄托在一个男人身上的移民梦再次破灭，两人开始和解。

她开始正视自己，正面面对自己的身份、家庭、母亲。我觉得这就是成长的意义。

香港和深圳的双城拍摄

我们的故事是发生在香港一个很特定的环境下，是靠香港的北边，接近深圳，是一个上水社区的概念。

跨境学童为了方便，会选择靠近深圳的地方上学，比如上水一带，这些地方通常也是水货客的聚集地。

像佩佩这样的女孩，生活不会超过旺角，更不会到港岛。所以布景也是按照上水区域的样子来做，不会出现港岛感觉的风景。

我们希望能够区分香港和深圳。在深圳，我们基本是固定镜头，比较稳，但一到了香港，我们就是手持镜头居多，很贴近人物，很有挤压感，这是一开始，我就和摄影指导确定的方向。

声音处理也是有区别的，深圳的声音比较开阔，香港的声音感觉很逼近。

整个电影对真实性的要求是很高的，它不是一个青春题材的类型片，从场景到人物造型都非常追求真实。

十年全职妈妈的第一部电影

从2007年北京电影学院导演系毕业至今，十年里有一个标签一直在我身后：一个写不出剧本的待业主妇。

在这十年里，我有了家庭，有了一个孩子，基本没有收入，也不懂什么是赚钱。有很多次想去公司上班的念头，最后也都打压下来。我的家人，尤其是我的先生，非常包容我，一直没有对我抱怨。

我拍了几部短片，电脑的文件夹里大大小小几十个多个创意，但都是大纲。2013年，我又考入了北京电影学院导演系读艺术硕士，因为这个硕士需要一部长片来毕业，所以我想逼自己一把，后来确实也是在学校期间完成了《过春天》的剧本。

剧本真正写作时间只花了一周，但是准备时间有两年。

一开始，我想写一个跨境学童的故事。我自己是6岁离开西北老家，来到深圳，在这里一直生活到18岁。1990年的时候，香港已经是繁华的大都市，深圳还满目都是稻田，只有我家门口的一条路通往广州，我经常是两脚泥泞，独自背着书包上学。

如今这个地方是深圳的中心区，福田CBD，我可以说是深圳速度的一个亲历者。

两座城市的对比和变化，在短短30年间，诞生了很多关键词，“单非仔”、“水货客”，这些词可能以后都不会再有。

我想给这个时代做一个记录。为此，我做了很多调查，在深圳香港往返两年，采访笔记3万多字。还去接触不同社会层面的人，去博物馆看历史，阅读了大量研究香港的社科类文献。

我的视角也开始拓展，不仅仅是关注一个16岁的少女，还有她的朋友、父母和周围的人。

片中的男主角阿豪，和舅舅一起生活，还把鲨鱼文在身上。我小时候在深圳，总看到香港的新闻里面播报鲨鱼又上岸咬人了，海滩上挂起来有鲨鱼出入的旗帜。

大逃港时期，上一辈的人从广东偷渡到香港，要游过那片海，有些人就被鲨鱼吃掉了。阿豪的父辈，就是这样一个被鲨鱼吃掉的人。

想去看雪，是佩佩一开始走私的原动力。香港是热带城市，跟深圳一样没有冬天。我小的时候会听到香港新闻里面播报，今天哪个山上有结冰，然后很多市民就去围观。

其实是很小的一撮冰，但是因为大家都没有见过雪，所以就很兴奋。“雪”在这个片子里，也是人们心里向往“在别处生活”的一个象征吧。

左一为白雪导演

制片人是我的先生，我们一起拍一个作业

这部电影的主创——摄影师、声音指导、作曲、制片，大部分都是我本科同学，基本上我们是手拉手长大的。

后来，他们在各自的领域都比较出色了， 我这次拍戏是毕业十年后第一次合作，所以大家有回来帮我拍作业的感觉。

中间为白雪导演

我先生贺斌是制片人之一，在我心里他其实是一个艺术家。他本来做录音师、电影作曲，四五年前决定要转行做制片，我这部电影正好给了他一个契机。

很多人问起，说你们夫妻俩，一个导演一个制片人，肯定会吵疯了吧？但是整个过程中，从筹备到拍片现场，我们俩其实并没有太多的吵架。

可能是因为夫妻多年，他知道我的标准在哪儿，他自己心里面的标准可能比我的标准还要高，所以大家都想要去做到最好。

我们拍完戏，大部分人都已经离开深圳，他说我带你去见一些人。然后他就做了一些我们剧组的小纪念品，挨个去谢谢曾经帮助过我们的片警、消防局、口岸办的朋友们，人家会觉得这个剧组的年轻人有担当。

这个举动特别让我感动。我自己可能都没有想到。我心里面是很敬佩我先生的。

主妇生活的意义

十年的家庭生活并不是没有意义的，尤其是当了母亲之后。我处理佩佩和她母亲关系的时候，和我生孩子之前相比，心态就不一样。

这十年我最庆幸的是，在事业没有进展的时候，我的生活没有停下来。

做电影是能够直白地看到一个创作者的内心，我更加认识到自己是一个怎样的人。

很多人看过电影说，我不太敢去触碰人物真正的痛处，我刻意在保护我的人物。比如佩佩也只是在窗外看了一眼，父亲和香港家人一起吃饭，都是很克制的。

结尾的地方，佩佩带着妈妈一起走上香港山顶。能够站在山顶望向一片未知的未来，是我自己心里面想的一种对待人生的态度吧。

我觉得不需要把特别多的东西说得明白，日子还是得继续地往前过，温柔地看世界也没有什么不好。

佩佩在这个世界上，找不到一个可以停靠的地方。她父母离异，回到家里，她妈妈成日跟人打牌鬼混，哪怕关上房间门，都能听到大人们无聊至极的对话；她爸爸，另外组建了家庭，有一次佩佩站在马路边上，看到爸爸跟他新组建的一家人吃饭，而她在玻璃窗上，连一点爱都分不到。她有一个好闺蜜，他们计划去日本看雪。闺蜜衣食无忧，正处于一个青春少女最天真烂漫的时刻，她带着佩佩去参加豪华游轮party，碧海蓝天，靓男俊女，你挑我逗，欢乐无比，可是这欢乐里没有佩佩那一份——她只是一个穷苦的陪衬。闺蜜还有男朋友，他们喝完酒就坐车去嗨皮去了，豪车开走，佩佩留下，夜晚的天空下，她只有一个人，走在回家的路上。而家里，毫无指望地没有家的气息。

“谁也靠不住，只能靠自己。”因而佩佩变得无畏无惧，从生活的寒凉之中挣得一份自己的依靠。整个电影的强大驱动力，就是来自于佩佩这个信念。她必须自己开辟出一条通往未来的道路来，否则她几乎要被眼前的生活给压死。她是个小女孩，但她的生活不允许她做一个小白兔，她必须自己成为狼，去成人的世界里去捕猎。她进入走私手机的团队里，利用自己中学生的纯真面孔，帮这些人带货。电影里展现了她从一开始的青涩到后面的老练，过海关时，她装作若无其事地走过去。在她身边，很多她的同龄人，他们无忧无虑地穿越深圳与香港之间。而她，内心里早已过于成熟了，远超了她的年龄。

她不是没有委屈的。她本应该跟她的闺蜜一样，毫无后顾之忧地上学和玩耍，可是她没办法。那个夜里，她跟她的妈妈在马路上碰面了。她妈妈跟着一个又一个不靠谱的男人，把自己的生活过得一塌糊涂，连带着把她拽进烂泥之中。她怎么能不气愤呢？她怎么能不痛哭呢？这些糟糕的大人们，给她的是糟糕的生活。她哭过后，必须自己振作起来，因为没有别人能够她坚实的后盾。她抹干眼泪，走在这条危险丛生的世道上，无法回头，也不能回头。

一点极微小的暖意，在她和阿豪（她闺蜜的男朋友）之中萌动产生，又随之熄灭。电影里有一个场景十分动人：为了能多带货，他们要把手机用胶带缠在身体上。在那个狭小的空间里，他们身体靠在一起，他们都知道那份暧昧，不可靠，但纯真到让人心疼。缺爱的人就是这样的，一点点的暖意，都能迅速被他们捕捉到，并能长久地存放在心里。为了这一点暖意，他们可以失去审慎，而甘愿去冒险去冲撞，哪怕后果严重也在所不惜。毕竟，在这个世界上，还能多少人会给自己一点爱呢？

我喜欢黄尧的表演，很准确，她的眼神里都是有戏的。我也喜欢这部电影，这才是好的青春片，有真实的力量感，所以分外地触动人。而佩佩这样的女孩，我由衷地希望她可以在未来的生活中，能够松弛地生活。毕竟，人生还很长，而她还年轻。

白雪的导演处女作《过春天》，应该是去年平遥电影节上最让人眼前一亮的作品。虽然纯粹从导演技巧上来讲，《过春天》其实还是有一些不够成熟的问题，但影片所体现出的那种游弋在大陆、香港两种电影体系语言之间游刃有余的自由气质，却能给所有看过这部电影的人，留下深刻的印象。这就像是音乐创作中的复调手法，让两个原本独立的声部，和谐地交融为一个整体，最终形成震撼人心的和声。

《过春天》的女主角佩佩，本身就是一个穿插在大陆与香港之间的角色：她的妈妈是大陆人，而父亲则是香港人；佩佩在深圳与妈妈生活在一起，但却每天要跑去香港上学；佩佩在深圳跟她妈妈说普通话，到了香港则跟同学说粤语。连接起深圳与香港的中间点，则是佩佩每天都要穿过的海关。电影的片名《过春天》，其实是水客的一种黑话，指的是穿过深圳与香港之间的海关，而这恰好是佩佩每天的生活方式。这种独特的成长环境，赋予了佩佩与众不同的人格气质。在电影里，佩佩的很多行为都是自相矛盾的，她对待闺蜜的态度、对待母亲的态度、对待父亲的态度、对待男友的态度，常常都显得暧昧不清，让观众难以捉摸。也许佩佩自己都说不清楚她到底想要什么，她的一切行为，归根到底只是她在试图重新确认自己的身份。无论是对于深圳还是香港，佩佩都变成了一个身处异乡的异客，她无法真正融入进自己所在的环境，与所有人都保持着一种暧昧的隔阂，这正是她对待所有人的态度都含糊不清的原因。

佩佩身份的这种暧昧性与含糊性，本身又折射出了大陆与香港之间关系的暧昧性与含糊性。《过春天》并不是第一部将大陆与香港并置起来的电影，但尤为难能可贵的是，导演白雪并没有故意奇观化任何一方，而是将她所理解的深圳与香港的不同特质，在电影中平等而客观地呈现了出来。具体而言，导演通过摄影风格的不同，来区分她镜头下的深圳和香港：当电影情节发生在深圳时，导演多采用固定镜头进行拍摄；而当电影情节发生在香港时，导演则多采用手持运动镜头进行表现。这种一静一动的对比，其实反映的是女主角佩佩面对这两个地方时不同的心理状态。对于佩佩而言，在深圳与母亲的生活，已经变成了一潭死水，只能眼睁睁看着妈妈通过打麻将来虚耗光阴，未来几十年的生活似乎都能一眼看穿，没有任何改变的可能性。而在香港，则充满了冒险，似乎在这些冒险中有无数的可能性，但当她真的试图去接近这些可能性时，又会发现在表面的忙忙碌碌之下，其实里面根本一无所有。这种将角色内心的细腻情感，外化为不同镜头风格的导演技巧，居然在这样一部处女作中展现出来，不得不让人期待导演白雪在未来能给观众带来更多惊喜。

从类型角度而言，《过春天》是一部青春片，但导演又融入了很多港式悬疑片的元素在电影里，使得《过春天》还呈现出了一种老港片的风味。其实，中国大陆很多新生代导演都是老港片的爱好者，他们也常常在自己的电影中对经典老港片进行戏仿和致敬。但《过春天》却并不是单纯地模仿老港片的风味，恰恰相反，电影以一个大陆女孩作为叙事主体，以她的视角介入进香港的悬疑犯罪故事之中。整部电影的美学风格，也偏向于现实主义，比如整部电影的大部分场景都采用自然光进行拍摄。但导演却运用这种现实主义的拍摄风格，来讲述一个港片味道十分浓郁的类型片故事。这其实是用香港电影语言体系之外的话语，重新诉说香港电影的故事。这就让那些喜欢老港片的观众，在观看《过春天》这部电影时，产生了一种极其复杂又微妙的情感体验。

这是一部大陆电影人以一个“他者”的身份，去重新审视、解读、诉说香港电影。在这个过程中，一种电影语言没有试图去压倒另一只电影语言，相反，两种电影语言以各自的方式发出声音，形成一种奇妙的复调结构。之所以能产生这种和谐的结果，最根本的原因，在于导演对两种电影语言体系都足够熟悉又足够尊重。通过查找现有的采访资料就能知道，导演把工作人员分成了两个制片团队，香港团队专门负责香港部分的拍摄，而大陆团队则负责深圳部分的拍摄。两地的工作人员虽然分开工作，但影片的核心主创人员却始终在一起行动，最终让两地的工作人员都能统一在一个共同的创作思路之下。这种独特的拍摄方式，本身也是一种复调的结构，让电影的拍摄与电影的故事形成了某种互文的关系，赋予了《过春天》这部电影戏里戏外更多的解读维度。

佩佩与阿Jo、阿豪之间的三角关系，是电影里最重要的一组人物关系。而佩佩对于阿Jo和阿豪的两种态度，其实也折射出佩佩作为一个从内陆来到香港的“异客”，对于香港的两种不同想象和不同态度。

阿Jo是佩佩的闺蜜，在电影的前半段中，佩佩对于阿Jo有一种强烈的依恋感。阿Jo有一个生活在西方的富有亲戚，这个亲戚在香港给阿Jo留下了一栋华丽但空无一人的豪宅。阿Jo经常带着佩佩来到这栋豪宅里进行打扫，俨然这栋豪宅主人的派头。阿Jo似乎正过着佩佩所憧憬的那种生活，与佩佩本身在深圳与她母亲过着的那种生活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所以在电影的前半部分，佩佩的很多行为动机都是受到阿Jo的影响，她与阿Jo一起约定要攒钱去日本旅行，又在阿Jo的唆使下逃学出去玩。电影中有一段佩佩与阿Jo的天台戏，拍得极有质感。阿Jo站在高处，迎着阳光，向佩佩讲述着彼方日本的雪、温泉与清酒，如同一个布道者。阿Jo为佩佩建立起了一个对日本的想象，这种想象最终变成了佩佩的一个目标，驱使她展开了之后的一系列行动。

但当佩佩真的攒到足够多的钱，可以与阿Jo一起前往日本时，佩佩却逐渐发现，阿Jo其实并不像她一开始想象得那样无忧无虑。阿Jo在西方的富有亲戚，并不准备把阿Jo接到西方去生活，阿Jo只是作为亲戚的一个免费清理工，替亲戚打扫留在香港的这栋豪宅。豪宅中那条被关在鱼缸里的鲨鱼，其实对于佩佩、阿豪和阿Jo而言，都有各自不同的隐喻。对于阿Jo来说，她被亲戚扔在了香港，如同这条回不到大海的鲨鱼。当阿Jo在佩佩眼中不再是一个憧憬的对象时，她们两人之间的关系便出现了嫌隙。在教室里，佩佩与阿Jo发生了争执。这场戏与之前两人在天台上的戏形成了一种对比，阿Jo的脸大多数时候处于背光处，不再是一个高高在上的布道者形象，反而显得有些狰狞。在电影的最后，佩佩与阿Jo处于一种含糊而暧昧的开放式关系之中，她们两人不再像电影一开始那么亲密，但也没有了电影中后段那种剑拔弩张的矛盾。

而阿豪一开始是阿Jo的男朋友，在佩佩眼中，阿豪是神秘、帅气又危险的一个存在。但随着佩佩逐渐走进阿豪的生活，却发现阿豪与自己有着很多的相似之处。阿豪的生活不像阿Jo那样光鲜亮丽，他处于香港市井阶层，平时的工作是一个路边大排档的服务员。但阿豪也像佩佩一样，对更好的生活怀有强烈的憧憬，而且他还有如何实现自己人生目标的手段和计划。当佩佩与阿Jo决裂后，她便加入了阿豪的计划，两人一边在对方身上用胶带缠好手机，一边畅想着未来似乎已经唾手可得的理想生活。

佩佩与阿豪互相缠手机的这场戏，可以说是整部电影里最风格化的一场戏。影片中大部分的场景拍摄都是采用自然光，但这场戏却采用了人工打光，让一种暧昧又炽烈的红光，始终笼罩着两人。通过查看采访资料可以知道，最终电影里所呈现出的红光效果，是摄影、灯光和美术共同努力下的结果，它并非是直接对着红光拍摄，而是用一个透明的膜把红光隔开了一下。这种打光效果，恰好是对佩佩与阿豪关系的直接隐喻：这对年轻男女已经对彼此产生了炽烈的欲望，但两人之间却又始终有着一点间隔和疏离。除了人工打光，这场戏的声音设计也让人印象深刻，导演采用了后期录音的方式，故意消除了背景环境音，只留下佩佩和阿豪两人越来越粗重的呼吸声。这场戏在声音上的效果，就好像你躺在床上，耳边是你伴侣的呼吸声，让观众光听声音，都忍不住面红心跳。有趣的是，这场缠手机的戏，便成为了佩佩与阿豪之间关系的最高点，随后两人的关系便急转直下、戛然而止了。阿豪最终也没有带着佩佩实现他的计划，两人的冒险走到了尽头，最终再次回到了各自的人生轨道上。

也许有些观众会觉得电影的结局过于突兀，甚至可能还会有人觉得，电影是为了应付审查，而不得不安排这样的结局。但我个人却反而觉得，这种含糊而暧昧的结局方式，其实最符合这部电影一以贯之的气质。因为无论是导演还是观众，最终都没办法给佩佩的身份和行为进行定性，也没办法给她与阿Jo、阿豪的关系进行定性，一切都是开放式和未知的。电影最后的一场戏，是佩佩带着她的妈妈来到香港，她妈妈说了一句：“这就是香港啊。”也许，这便是导演想要通过这部电影达到的效果：以一个“他者”的视角，重新审视了一遍香港的故事，对于究竟什么是香港，也许每一个观众，都会通过这部电影，获得自己的理解。而这种开放性的暧昧，正是我最喜欢这部电影的一点。

首发于“娱理”公号（wan2movie）

“过春天”这一看似充满灵韵诗意的词组，实际是“水客”（走私货物的人）之间的黑话。影片女主角佩佩是一位身着朴素校服、梳着干净马尾辫的中学女生，她跟母亲住在深圳，每天过海关去香港上学，身份与家庭认知、青春期情感都陷入不明朗地带。这样的“单非仔”特殊身份却成了她进入水客行业的天然优势，游走在危险边缘的佩佩，似乎找到了新的自己。

这部各方面都老练得不像出自新人手的作品，的确经历了一个漫长的磨练过程——导演白雪毕业后结婚生子，做了十年家庭主妇后才终于拍出这部处女作；女主角黄尧中戏毕业后没急着接戏，为佩佩这个角色准备了半年；男主角孙阳曾经是陈冠希潮牌店的售货员，工作两年后决定去台湾攻读戏剧表演…加上监制田壮壮、白雪大学同学组成的幕后主创阵容，天南海北的“学院派”汇集在一起，认认真真打磨出这部经得起审视的作品。

白雪在校时的系主任田壮壮评价说：“导演处女作就该是这个样子，就像我们那时候的处女作一样。”

首映礼上，田壮壮、白雪等主创cos海报

“老师，我终于写出一个剧本”

“我什么都没做”，田壮壮是《过春天》监制，每次在台上被主持人示意说点场面话时，他都这么掐灭话头。

但据导演白雪讲，田壮壮几乎出现在这部电影的每个幕后环节中。从做调研、改剧本，到开机前的剧本围读和人物造型，再到后期剪辑，他都像个树洞一样，对白雪的一切焦虑、兴奋、崩溃、倾诉、吐槽，照单全收。

田壮壮划拉着手机，向娱理工作室展示了白雪给他发过的海量微信，过去两年因为信息太多，白雪总是自动置顶在田壮壮微信消息列表的最上方。“两三天内一定会有微信，一堆一堆的问题，但其实这些问题都算不上问题，她只是想找个人说说，也不管我回不回。有时候我忙，就骂她两句，不忙的时候就认认真真给她回点。”

“有时候没来信，我还奇怪：这孩子他妈的怎么了？”

白雪07年从北京电影学院导演系本科毕业，田壮壮一直对这个学生有印象：一个胖乎乎傻乎乎的女孩，别的学生都不敢跟我说话，楼道里碰见了顶多打个招呼，她是属于敢说话的，还能问你俩问题那种。她毕业作业拍的就是一个初中小女孩的成长故事，简单但准确，她知道自己想拍什么。

导演白雪、监制田壮壮、女主角黄尧

《过春天》女主黄尧形容白雪：她是一个柔软又有韧劲儿的人，很单纯，想到什么话就脱口而出，想打量谁就直勾勾地盯着看，碰到开心事儿就哈哈大笑。

毕业后白雪没了动静，原来是嫁人生孩子去了。直到2016年，田壮壮收到白雪的一条信息：

“老师，我终于自己写出一个剧本。您能不能帮我看看？”

那时候白雪已经回到了北电读MFA，她决定以重新上学的方式逼自己一把，因为毕业必须要拍一部长片，不过田壮壮已经不做系主任了。白雪担心田老师年纪大费眼睛，把剧本打印了厚厚一摞给他送去。没想到第二天她就收到田壮壮的回复，除了肯定之外，田壮壮也指出这个剧本的生活质感还不够，“你再去做做调研吧，采访一百个人再说。”

白雪还真的去了，剧本一磨又是两年。

导演白雪

“导演系毕业的白雪，怎么成家庭主妇了？”

《过春天》首映礼前一天晚上，白雪再次找出Balmorhea乐队的《Constellations》，听着听着眼泪就下来了。

那是她写剧本时反复听的一首曲子，本来她是想在宣传方的建议下写点上映前的感想，结果一听到无比熟悉的旋律，内心就开始翻江倒海，“好像一下子回到了独自前行的那些时光，那些因为写不出来剧本而痛苦的夜晚。”

“我家里人，很多亲戚长辈都会觉得，‘白雪怎么成了家庭主妇了？’在他们的理解中，考上电影学院导演系是一个很高的期许，你没法解释这个职业的特殊。导演需要有团队，有资金，不是像画一幅画或者写一首歌那么简单的。这几年里，我有过蹉跎、焦虑，也有过自暴自弃的时候，也有过打鸡血的时候，因为有时候眼见一些事情快要成了，然后又黄了，心态反反复复。折腾到后来自己都有点疲了。我没有收入，也不知道自己是不是真的能够写出来。”在家相夫教子的那些年里，白雪经常翻出李安的自传，用李安做过六年家庭煮夫的著名鸡汤故事勉励自己。

首映礼上的导演白雪

白雪从一个香港同学那听过跨境学童的故事，深受启发。白雪在深圳长大，对于这样一群家在深圳、每天过关去香港上学的孩子早有耳闻。她就想，如果我是这样的孩子，我可能会去干什么？

她在网上查到学生走水的现象，看到有香港媒体偷拍到一些中学生在上水的天桥，有一个人背着书包给他们发手机。她忽然觉得这就是她一直想找的故事，她决定以“走水”为动作线，写一个以“单非家庭”出生的女孩为主角的青春经历。

白雪多次深入深圳和香港两地走访调研，跟跨境学童、海关、缉私局、水客聊，整理出两万字的采访纪要。白雪还结识了几个爸爸是香港人、妈妈是内地人的女孩，跟她们成为了好朋友，《过春天》女主角佩佩身上就有她们的影子。白雪也把自己初为人母的感受写进了佩佩和妈妈的对手戏里。

2017年，白雪把这个剧本投到了中国导演协会主办的“青葱计划”。这是一个青年导演扶持项目，白雪还试拍了一段样片，准备充分。杀入五强之后，因为少一个导师，李少红就把田壮壮拉来，师生俩又碰面了。

白雪请田壮壮担任监制，同年万达启动“菁英+”计划，《过春天》成为该计划与青葱合作的首个项目，万达可以提供资金、宣发等支持。白雪酝酿十年的导演处女作终于可以开动了。

田壮壮

“演员不需要剧本，早把台词都背熟了”

《过春天》女主角佩佩生活在深港两地，广东话和普通话都很地道，这一设定对找演员提出了挑战。经颜卓灵经纪人推荐，白雪面试了中戏毕业的黄尧。

黄尧家是北方人，她从小随家人一起搬到广东。在学校时黄尧和同学用粤语交流，但一些地道俚语听不太懂；回到家她跟家人说普通话，后来她又去北京上大学。模糊、摇摆的家乡认知、转换自如的语言使得黄尧和佩佩有了共通之处。

白雪最早就看中了黄尧。黄尧不知道的是，其实后来又有人向白雪推荐了更知名的小花人选，但白雪觉得粤语台词必须是演员原声，不可以是其他人配音，她形容起用黄尧这位新人做女主角是“力排众议”。

黄尧也非常喜欢《过春天》这个剧本，还主动写了她对角色和故事的理解发给导演。当时黄尧只知道这是一个北电毕业作业，完全不知道未来会是万达投资的院线电影。

剧组筹备期间，黄尧等了整整六个月，这六个月里她一心扑在角色上，没去找其他工作。黄尧请颜卓灵经纪人（现在也成为了黄尧的经纪人）逐字逐句帮她修正发音，尽最大努力向香港本土女孩靠近；她也看了许多白雪推荐给她的片子，比如《蓝色大门》《榴莲飘飘》《母亲》《罗塞塔》《女神们》《美国甜心》，从各国影视作品中提炼出女主角佩佩的状态。

开拍后，白雪发现黄尧完全不需要剧本，她已经把所有台词都背熟了。

黄尧饰演的佩佩

男一号孙阳则是白雪差点错过的演员，当白雪偶然发现邮箱里遗漏的他的资料时，男主阿豪已经初步圈定另外两个人选。

白雪赶紧邀请他来北京试戏，试戏那天田壮壮和李少红等青葱导师也在场，三个男生最终回PK，被要求表演阿豪讲述自己父亲坐船出意外、因鲨鱼身亡（成片中删掉了这段），以及最重场的男女主在暧昧气氛里互相往对方身上缠手机的戏份——点映后很多观众称这场戏“比情欲戏更让人脸红心跳”。

轮到孙阳表演时，田壮壮起身倒茶去了，孙阳用余光瞥见，心里一紧，但还是尽量做好自己。演完出来，孙阳站在楼下拦了半小时才拦到出租车，正要上车，楼上来电话通知他回去。李少红和田壮壮对他说，即便《过春天》最终没选你，你还可以试试别的戏。

向白雪建议敲定孙阳的，正是假装在倒茶的田壮壮，“我觉得这个小孩演戏特别细腻，而且他是那种喜欢表演，爱琢磨表演的人。”而另一位落选的男孩最终饰演了七仔，一个戏份不多但同样出彩的配角。

孙阳饰演的阿豪

田壮壮看人很准。孙阳在香港长大，曾经是陈冠希潮牌店里的一名售货员，当时对未来的打算是继承家里的服装生意。做了两年之后，他觉得人生不能就这样了，于是辞掉工作，去台湾读了戏剧表演专业，追求儿时做演员的梦想。他每天咬着一个瓶盖练发音咬字，从大一就开始跟随话剧社去校外演出，演过莎士比亚、契诃夫等一系列经典作品，逐渐磨练出扎实功底。

孙阳在香港的成长过程中遇到过很多阿豪这样的朋友——他们不坏，也算不上“MK仔”，不是老师会喜欢的乖小孩，游走于社会灰色地带，靠小聪明赚钱生活。但孙阳自己其实是个老实孩子，青春期叛逆不过是打篮球。接到《过春天》这部戏以后，孙阳又回到上水、旺仔、油麻地一带，去寻找街头少年的感觉。

他试着稍稍抬高了语调，练习让自己的肢体小动作显得更轻浮和洒脱一点。

有一场戏是阿豪带着佩佩去换手机屏幕，镜头拍着阿豪在远景处的背影，拍这场戏时孙阳一个劲抽烟，抽到最后最后吐了。他觉得即便是拍背影，最有经验的吸烟者也能通过烟雾形状看出这个人过没过肺，所以拍摄时吸的每一口他都不会马虎。类似这样的细节，孙阳都会一点点推敲琢磨，最终塑造出阿豪这样一个富有魅力的角色。

“黄尧是天才”，《过春天》美术指导、金马奖获得者张兆康看了监视器后说。去年平遥国际影展，黄尧拿到了表演类最高奖“费穆荣誉最佳女演员”。而孙阳饰演的阿豪则被一些观众认定为“看完电影一定会爱上的人”。

导演白雪则自称幸运，《过春天》为影坛发掘出几个新的好演员。

“找回大学同学一起拍作业的感觉”

《过春天》幕后主创除了知名美术指导张兆康、剪辑师马修之外，基本都是白雪的大学本科同学，大家像拍毕业作业一样，回来帮白雪拍了这部电影。

“大家的审美观和电影观是高度一致的，毕业了十年，他们在各自的领域内一直在往前发展，而我是一直贴着地走，有点‘横空出世’的感觉，因为没有人知道我之前做过什么，这个人突然就冒出来了。” 白雪自我调侃道。

剧组在深圳筹备，香港开机。开机那天，剧组全员要带着一堆设备过关，为节省预算就只坐地铁，平均下来大概每个人都负责三大箱器材。

在香港开机后，除了美术组、服装组、道具组、摄影组有车之外，其他人员一律都是打车去开工，形式松散又井井有条。

孙阳回忆起那段艰苦又快乐的日子依旧觉得兴奋，“好像回到了以前在学校排戏的日子，选剧本、指导演员、做服装道具、音效，甚至做海报，什么都要自己动手的感觉。一个不太舒适的环境会更像在创作，有时候太舒服了，你的认真程度可能就会降低了。”

贺斌是白雪的丈夫，谭维维唱的《过春天》同名主题曲就是贺斌作词作曲的。他的梦想是转型做制片人，《过春天》就是他的第一次跨界尝试。

杀青那天，所有人都跑去跟贺斌握手，说“贺总太不容易了！”白雪一头雾水。

后来白雪才知道，其实拍摄过程中出过很多状况，老公都没告诉她。比如拍到香港中段的时候，有段时间资金断了，他自己到处借钱，把窟窿给堵上了，没把压力分担给做导演的老婆。

一般来说，海关是个连手机拍照都被严令禁止的地方，想进去拍电影无异于异想天开。贺斌他们也没什么好办法，就每天一大早就去海关等领导，一遍一遍真诚表达他们这群年轻人想拍电影的初衷。最后他们的诚意打动了五个部门的领导，一致给《过春天》剧组在海关拍戏开了绿灯。杀青之后，贺斌也一一去当面感谢了帮助过他们的人。

监制田壮壮没去过片场，他认为做导演的都会讨厌同行在旁边指手画脚，但他时刻都在微信上接收白雪抛过来的连环炮问题。白雪会问他，有个场景有问题，可是再改预算会超，怎么办？田壮壮会回答，那要看这场戏值不值你花这么多钱；白雪说打麻将这场戏想拍成长镜头，田壮壮提醒她你多拍两个镜头备着。看似都是一些可有可无的建议，但有这样一位“在线顾问”，白雪心里会更托底。

田壮壮说，做监制首先要知道你监制的导演行不行，如果只是想赚一笔监制费就没意思了。他一般都拒绝签任何合同，给不给钱也不在乎，只不过是帮青年导演把一部电影做好。最终能不能成还是看导演自己，他们可能只是欠缺一点点经验。

白雪笑说跟贺斌已经完全是工作状态，没有生活状态了。贺斌则夸奖老婆：“你在片场很性感。”

贺斌知道，在片场皱着眉头指挥的样子，就是白雪最得心应手、最自如的状态。她等待这一刻太久了。

后记

白雪、黄尧、孙阳，三位主创都有差点没过去的坎儿。

在白雪没有收入也没有作品的几年里，曾经想过放弃导演这条路，老公贺斌对她说：你如果不拍电影会让我很失望。白雪很感动，她发了一个誓：不管怎么样我都要拍出一部电影，哪怕拍砸了我就死心了，我得看看我到底能不能做导演。

黄尧也给自己设定过最后期限，她想好如果到27岁还没什么成就的话，就放弃演员梦，回广州找一份踏实稳定的工作，过细水长流的生活。拍完《过春天》，她还不到25岁，她希望自己未来能成为一名“性格演员”而非“本色演员”，被大家记住的只有角色，本人消失在生活里。

孙阳在父亲过世后，对世界的认知有了很大转变，他开始看淡名利，想去参与那些能够留在世界上的作品，哪怕做王家卫电影里的一名群演。“希望能在生命有限的范围之内，保持自己这样的原则。”

功夫不负有心人，他们最终都顺利地渡过劫难，迎来春天。

（何小沁/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