愤怒的葡萄

汤米找到妈的时候，妈问他：他们害你了吗？他们是不是把你害得又疯又刻薄？有时他们这么做的。他们害你，把你给搞疯，变得尖刻又极端，他们再次虐待你，你变得越来越无情，再也不是孩子和人，变成行尸走肉刻薄的疯子……他们这样害你了吗？儿子？

因为我可不需要一个无情的儿子。

资本家说：没有树木独立于林而存在，你们和我们一样，都在为社会机器而工作，银行经理也是上着枷锁的穷苦人。他从不纡尊降贵地理解你，却要你为更大的不可抗力想想，牺牲掉作为人的基本权利和尊严，因为只有受剥削者的声音足够小，繁荣和安定的梦的图景才能得以埋在人心中。

第一次读这书时我像车上的孩子。我们要去加州了！我们要去加州了！一切都是新的，没有什么可害怕。即便早有人讲出了事实；3000个人争抢800个职位，富庶的西海岸实际的荒败模样无人知晓。乔德一家相信他人的事实无益于自身，因为劳动和智慧永远比其他的一切更可靠。

那时我对此深信不疑。不是比旁人更受好运的照拂，相反，只有做好了受难及死去的准备——正如穿过沙漠后那两个嚼口香糖的加油站店员所说：你我有理智，他们没有理智或感觉，他们不是人，没有人是那样活着的，人类受不了那种痛苦——若没什么再能丢弃的，便也没有能怕的。

那话便像一番鼓励：把心一横，天下何处不可去。

我本也就是没有家的，他们离开约翰叔父俄克拉荷马的破旧小屋时，妈烧掉了信片和余下的一些纸头，在卡车上，她再没有回头看一眼，她说：我从未被推倒过房子，从未同家人困在路上，从未必须失去毕生所有。那是因为她有家人一直在一起，那时我想，那样便不能算作孤独和失去。汤米在她的羽翼之下，整一个乔德家都受她的引领和保护。

它给我的同样是勇气。汤米第一次想逃走时妈说，艾尔只想着自己，约翰叔父每天浑浑噩噩，你父亲失去了地位，罗莎雪伦就要生孩子了，但那孩子出生就是个没有家的孩子。还有文菲尔德，这样下去他会变成什么样儿呢？和露西野着长大，像动物一样，没有信念。别走，汤姆，留下帮些忙。

逃离，我想，从这样的枷锁里逃出去。只有在不存在的地方或死亡里你可以留下，它们分属于缪里和威廉姆祖父。守着土地的邻居缪里成了孤魂野鬼，资本家有时来查验他，但并不上心，因为他既无用也无害。汤米愤怒又懵懂。四年的牢狱将他变成和世界脱节的人，任何人都能够改造他——而那时我甚至还没懂不再是牧师的凯西的死去有什么必然。

凯西是往别人心里播下种子的人。他总那么笑着，仿佛对一切都不在乎，他曾经的信仰已经消失，他也一副对这世事茫然的样子，却清楚知道自己在做的每一件事及所有的后果。

他们说凯西在意外中丧生。但不是的，他为革命而死，他死的时候汤米还不明白他的话，但凯西说，你会明白的。他，或者你，或者我，或者一个乔德，一个小蚂蚁，并非是恰好的时机闯进了桃源乡，而是即便身在其中也最终能够冲破出来，而即便走投无路时也不会像别的人那样灰心丧气打道回府。

把心一横，天下何处不可去。

它是句多么悲伤的话啊。它不是逃走，汤米想逃走时，妈将他留下了，但是在资本主义的乌托邦幻象里他再说要走时，妈说，你知道，我可以把你藏起来。汤米说，我知道，但我不能让你这么做。

他最后说：

“你知道我想什么吗？我想着凯西。想着他说的，他做的。他是怎么死的。我全都记得。我也在想着我们。我们活得像猪，那些懒惰的好富人，一个人拥有几万亩土地而成千上万的农民要饿死了。我不确定如果我们所有人聚在一块叫喊——（噢，汤米，他们会像对付凯西那样对付你）——他们总会对付我的，早晚给我安上一件罪名，到那时。只要我还是个罪犯，也许我能做点什么，也许我能发现什么，就只是发现点什么，四处转转，也许……也许找到哪儿出错了，看看能有什么改变。

“我还没想清楚，妈，我不能，我知道的不足够。”

（我怎么知道你呢，汤米？如果他们杀了你，我没法知道，他们害了你，我要怎么知道呢？）

“也许就像凯西说的，人没有自己的灵魂，只有着巨大灵魂的一小片，那个属于所有人的巨大灵魂。然后——”

（然后什么，汤姆？）

“然后就不重要了。我会一直在黑暗中，我无处不在，只要你能看见。哪儿有饿着肚子的人正在抗争，我就在那里。哪儿有警察打人，我就在那里。我在愤怒叫喊的人群中，我在知道饭已备好的孩子的欢笑中。当人们吃着自己种出的粮食，在自己建造的房子里居住，我也在那里。”

（我没听懂，汤姆。）

“我也不太明白，妈。这只是我的一些想法。”

我也还不太明白。但总有一天。总有一天。

我们会走到远方。

从华纳众多编剧中脱颖而出的柴纳克，在20世纪30年代末的片厂管理者当中，是唯一“富有创意的主管”，也是唯一积极参与实际制片的片厂高级主管——他这种做法一直持续到50年代。柴纳克亲自监督福斯的所有A级片……

1939年，镜头镀膜推出，使得通过镜头进入摄影机抵达胶片的光线增加了百分之七十五。这样一来，电影摄影师就可进一步缩小镜头光圈，获取更锐利的影像解析度。米切尔BNC摄影机的到来——它是1934年推出的，但直到1939年都没有生产几台——也产生了一定影响。这种摄影机摒弃了笨重的外部隔音罩，而采用内部隔音，由此淘汰了外部隔音罩的玻璃板，镜头也不必隔着这层玻璃拍摄电影了，使得穿过镜头的光线进一步增加了百分之十。些技术发展的结果可以从摄影师格里格·托兰为威廉·惠勒、约翰·福特和奥逊·威尔斯掌镜拍摄的影片中看出，例如惠勒的《死角》、《呼啸山庄》、《黄金时代》，福特的《愤怒的葡萄》和《天涯路》以及威尔斯的《公民凯恩》……

影片巧妙地将关键的福特式家庭主题跟大萧条时期社会匮乏的黯淡场景结合起来。（杰弗里·诺维尔-史密斯《世界电影史》）

真想象不出上世纪三十年代那场震撼全球的经济危机中，美国竟是那样的社会面貌。俄克拉荷马的农民破产了，土地被银行收走，把全部值钱的家当变卖了，换了一辆旧卡车，驱赶上千英里，历经千辛万苦，路上还死了两个老人，到达加州，想以给农场主摘果子度日。他们住进破烂不堪的难民营，受尽农场主的压榨和警察当局的迫害，到了联邦办的营地才稍得安宁，但还得去找“工作”才能活命。影片指出，劳苦大众只有团结起来抗争和依靠民主政府才有活路。而这两条，也是被后来的现实所证实了的。 影片着重刻画了乔德家的老大汤姆,他的朋友前牧师凯西和他的母亲这三个人物。汤姆是不屈不挠追求正义和真理的美国劳动大众的典型，凯西从他个人的经历已开始认识到阶级和阶级斗争，他愿为劳苦大众而献身，汤姆的母亲无比坚强又善良，从不向困苦低头，她的信念是“我们是人民，是消灭不了,打垮不了的，”真是个伟大的劳动妇女。影片中有几处描写劳苦大众互相帮衬的细节，也很感人。 影片完全忠实于伟大的史坦倍克原著的精神，不知发行时有没有像原著出版时那样，遭到右翼政客和上层阶层中不良分子的攻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