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ugar Man

这部得奖无数的纪录片实在是非常让人失望。导演挖掘出来的这个在美国默默无名（为什么默默无名？）而在南非成为超级巨星的故事表面上固然是匪夷所思，但并非独特。往往在一个隔绝的压制的环境中，偶然传入的文艺作品，在地下手手相传，或是半合法的发行，切合某个社会因素，上升到一个标志性的地位。比如父辈在文革期间偷偷听天鹅湖，或是90年代音乐天堂所附的4AD的磁带, 或是the smiths 在南美的流行。故事所提供的社会环境却往往是引人入胜，不太为局外人所知。我们不知道南非种族隔离期间的地下文化运动，在NY Times的评论甚至在豆瓣本站上的讨论都有人提出为什么他的歌迷都是白人？当时反对隔离的白人，做斗争的黑人对地下文化的影响，这部记录片只是非常非常皮毛地一擦而过。
因为导演和采访者完全沉迷在这个他们挖掘的故事之中，这个‘寻找小糖人’的悬疑，以致刻意将一些事实来往这条线索上靠，而忽视了其他，也许是更加有意思的方面。片中的另一个采访者也只是专注于Rodriguez在南非卖了百万张唱片，好象‘成功’就是卖唱片和成名。作为当初蓝领移民出身的歌手，作品又是抗议歌曲，后来他又有意竞选底特律市长，可见Rodriguez是个有政治性的艺术家，那么他所处的环境，他想要说的东西，他为什么有这样的想法，为什么做这样的音乐，在片中也没有挖掘，就算是采访人反复强调他在南非卖了多少多少唱片，说要follow the money来调查，结果钱去了哪儿也是不了了之，观众无从知晓。片子只是反复地展现底特律破败街景, Rodriguez mv风格地走在这个破败街景之中。
片子的主角相反地，表现淡然而有风度，问到对自己在另一个国家成为巨星有什么想法，他说我不知道怎么回答这个问题。当然由于这部片子，这位歌手在垂老之年得到了应该得到的尊重，演唱会票在欧美一售而空，这个feelgood因素，就像有些奥斯卡投票人透露的，也许是这个片子得奖的一个原因，然而作为纪录片来说，我觉得有太多太多比这部更优秀的。这部纪录片，隔靴搔痒，给观众留下的是更多的问题，but not in a good way。

   电影史之初，卢米埃尔兄弟曾断言电影是项“没有未来的发明创造”，从我们今天的眼光看来，这是因为他们拍摄的纪录片在内容与形式上日渐重复，没有及时创新，因而再也无法引起观众的兴趣。因此，笔者希望通过对去年奥斯卡最佳纪录长片《寻找小糖人》（Searching for Sugar Man）的分析，得到对于21世纪的纪录片发展趋势的展望，全文充当抛砖引玉之用。
    对于《寻找小糖人》的独特之处，我将主要从三个方面谈起。
1、故事片的讲述方式
    在本片里，瑞典籍导演马利克•本德让劳尔（Malik Bendjelloul）讲述了一个被埋没的音乐天才罗德里格兹又重新被世人关注的真实故事，导演采用的是悬疑片通常会采取的递进式叙事结构，按照线性的时间进程进行推移，使这次《公民凯恩》式的探求沿着时空维度来结构全片。
    本片基本遵循了好莱坞故事片常常采用的三幕式故事讲述模式，即“建置-对抗-结局”的方式 ，这样的结构方式不仅对于剧情片而言是适用的，而且当纪录片也采用这种方式时，也非常有利于所要表达的内容和观点的展开。近年来大多数斩获国际大奖的纪录片，大多不是仅仅因为主题的深刻与激昂，而往往是由于它们采用了这种故事讲述方式，带领观众经历了一次难忘的旅程 ，讲述了一个扣人心弦的故事，比如《生于妓院》（Born into Brothels）、《超码的我》（Super Size Me）、《不可击败》（Undefeated）、《华氏9•11》（Fahrenheit9/11）及《海豚湾》（The Cove）等等。
    影片一开头，史蒂芬•西格曼（Stephen Segerman）驾车行驶在山路上，他的歌声应合着车内音响播放的《小糖人》（Sugar Man）的旋律，并且告诉了我们有关他的绰号“老糖”的来历，这个称呼与罗德里格兹的关系带出了全片的叙事动机——追寻罗德里格兹的传奇人生。传说中的他的惊世骇俗的死亡方式令人啧啧称奇，这个在舞台上自焚的神秘人的人生真相到底是什么？
罗德里格斯在最初出道时未受到应有的关注，因此导演本德让劳尔缺少1998年之前有关主人公的真实画面资料，根据导演接受媒体采访时的阐述，导演表示自己由于受到2008年动画片《和巴什尔跳华尔兹》的启发（对于此片是否属于纪录片的范畴，曾引起学术界的热议），采用了动画的方式再现了罗德里格斯过去在底特律的生活场景，这段画面穿插在导演一开始对他的首张专辑《冷事实》（Cold Fact）的两位制作人丹尼斯•科菲（Dennis Coffey）和迈克•西奥多（Mike Theodore）的采访中，此外，还用长镜头拍摄这个城市诗人孑然一人行进在小镇的街道中的场景，怀旧的色调与他的那首《小糖人》的旋律把观众带到了他最初追求音乐梦想的日子里。
    然后，导演采访了当年的酒保和瓦工，他们回忆说当年的罗德里格兹就像一个无家可归的人，而这个观点也在丹尼斯•科菲的叙述中得到了证实，这样的叙述看似只是对他当时生活状态的回忆，实则与本片后面他目前的生活方式遥遥相望。接下来，导演来到了罗德里格兹第二张专辑《从现实来》（Coming From Reality）的制作人史蒂夫•罗兰（Steve Rowland）的家中，他为本德让劳尔展示了罗德里格兹当年的照片，并对他的才华予以高度评价，他播放了他认为《从现实来》这张专辑中最为悲伤的歌曲：《因为》（Cause）。这首歌叙述的是一个在圣诞节前两周丢掉工作的人的苦闷，而这也正是罗德里格兹当年在公司录制的最后一首歌，这首歌的歌词也真的成为了他命运的预言。
镜头转至南非开普敦，导演进一步对他的专辑传播到遥远的南非的原因再次设置悬念，没有在美国得到关注的罗德里格兹的音乐居然在南非收到疯狂追捧，这样的现象自然也会让观众愈发感到好奇。罗德里格兹在南非的影响之广，但最初却是以盗版的方式进行传播，除了他在专辑封面上的头像，他的忠实爱好者们甚至对他本人依然是一无所知。
音乐人威廉•莫勒（William Moller） 回忆自己第一次听到《I Wonder》时所受到的震撼，罗德里格兹在那个特殊的年代开启了民智，那些想要逃离工业化城市、追求自我的歌词，被南非受到政府压制的人们赋予了反体制的含义。他们齐声高唱着他的歌曲走上街头，开启了轰轰烈烈的“自由运动”。
导演采访了音乐记者克雷格•巴索罗缪-史其顿，他回忆道，当时国家所有事情的目的都是保护种族隔离制度，而这张专辑，把压抑的民众解放了，他的歌曲成为“自由运动”的圣歌，也正是由于他的音乐，带动了南非的音乐革命，歌手们利用自己的嗓音唱出对政府的不满。采访至此，画面中想起了他的《反体制蓝调》（Establishment Blues），画面中是当年民众反抗的资料片，或黑白或彩色，都充满了激荡人心的力量。
导演再次建置悬念，让“老糖”现身讲述他当年听说罗德里格兹在美国名不见经传时的心理震动，这引发了他的兴趣，促使他试图从罗德里格兹的专辑中寻找少得可怜的信息。克雷格•巴索罗缪-史其顿讲述了他自己听来的一个关于罗德里格兹自杀的故事，但随之而来的诙谐的音乐似乎在暗示着并不是罗德里格兹的真正的结局。
96年，南非的发行公司在正式发行《从现实来》时邀请史蒂芬•西格曼撰写专辑的小册子，他在这些文字里提出寻找“音乐侦探”的想法，而克雷格•巴索罗缪-史其顿恰好看到这份小册子，自告奋勇地成为了“音乐侦探”。他对真相的追踪从罗德里格兹的专辑的版税的去向开始，他替导演对观众提出这个疑问：如果罗德里格兹死了，那么，他的钱到底落入了谁的腰包呢？这样敏感的话题，可想探究的难度有多大。几家南非发行公司的高层都把矛头指向了发行了罗德里格兹两张专辑但当年在圣诞节前与他解约的苏赛克斯（Sussex）公司的前老板克拉伦斯•阿凡特（Clarence Avant），面对质疑，他强调自己的公司已经倒闭了，并且表现出恼羞成怒的态度。人物真相只有当一个人在出于压力之下做出的选择时才能得到揭示——压力越大，揭示越深，该选择便越真实地表达人物的本性。 而在这段采访中，人性中对于金钱的追逐暴露出来，这也与影片后面对于罗德里格兹及其家人对于金钱的态度截然不同。
这条线索断开后，观众的胃口又被吊了起来，但问题得到了解决，克雷格•巴索罗缪-史其顿恰好在一次聆听《内城布鲁斯》（Inner City Blues）时偶然注意到了Dearborn这个地名，他在黄页中找到了它的所在地是底特律，他联系到了迈克•西奥多，一切真相大白，罗德里格兹根本就没死。
接下来，罗德里格兹的大女儿伊娃回忆起了当她看到那篇关于寻找他父亲的报道时的情景，在这个铺垫下，男主人公罗德里格兹终于以现在进行时的状态出现在影片中，出人意料的是，出现在镜头前，不是我们想象中的一个愤世嫉俗的人，而是一个温和平静的人，由于生存状态是人的存在方式的本质显现，当一种社会环境造就了人的特殊存在时，这种显现就带有明显的文化内涵 ，他以这种不卑不亢的精神面对生命中的成败得失，纵使被音乐工业暂时抛弃，但他的精神还在，他充分将艺术修养的培养放置在陪伴女儿们长大的过程中，甚至表达了对于在常人眼里辛苦低卑的体力劳动的热爱。
女儿回忆了1998年3月2日，全家陪伴罗德里格兹前往南非演出的经历，画面是动画片与家庭DV的结合，导演用简洁的方式提供给观众清晰明了的信息，而后面演唱会的盛况则剪辑了当年的演出纪录片，他说，“谢谢你们让我活着”，歌迷们唱着他们早已烂熟于心的歌，五千人的演出场激情洋溢， 最后，画面上是演唱会实况的升格画面，观众泪流满面，伴随着画外音的叙述，他在这里，终于找到了“家”，这次一次独一无二的演唱会。至此，导演已通过“情景再现”的方式，把历史影像与现实画面相结合，将前两幕应完成的内容交代清楚了，因果、时间及空间，对于纪录片的重要性不亚于剧情片，随意拼凑的事件不会成就一部优秀的纪录片，而本德让劳尔却成功完成了纪录片对于叙事完整性的实现。
这部纪录片甚至还有一个好莱坞式的大团圆结尾，对于一部优秀的纪录片而言，讲好故事的要素包括：富有感染力的人物、强大的戏剧张力计一个令人信服的结局 ，而这三者都被包含在了本片中。在结尾里，罗德里格兹的大女儿伊娃与演唱会的一位保安喜结连理，罗德里格兹当了外祖父，我们还知道，1998年，他在南非举办了6场演唱会，门票都被销售一空，当然，导演不忘借助被访者之口再次提出版税的问题，并以暗示他将回归平凡生活的歌曲《我要逃离》（Rodriguez I'll Slip Away）做结尾，在他和家人看来，他的南非的演唱会上的火爆也许是一个美丽的梦，生活还要继续，他们不会沉迷于此。背着工具包的罗德里格兹在横移镜头的跟随下一直向画面右边走，这与影片开始他向画面左边走的情景形成呼应，似乎在向观众告别，他的双面生活又将继续了。
2、音乐先行
从电影史的发展历程来看，听觉的加入开创了爱森斯坦所说的“感官合成”（synchronization of senses）的可能性，积极影响观众对影像内容的诠释。按照美国电影理论家大卫•波德维尔（David Bordwell）对纪录片的分类方式，本片属于策略式纪录片，因此，导演必然会在提供采访实录的同时通过各种方式诉诸观众的情感，在本片中，罗德里格兹的音乐之旅是表现的重点，因此配乐的重要性更是不言而喻的。音乐几乎贯穿了整部影片，在每段故事的节点，几乎都有符合叙事内容的音乐适时响起，这不仅起到了烘托气氛、渲染情绪的作用，更是对罗德里格兹的音乐成就的极大肯定。
    而当本片获得奥斯卡奖项之后，不仅影片本身引起了观众们观影兴趣，连他的音乐也再度得到了传唱。索尼旗下的“传奇”（Legacy）发行了影片的原声专辑，里面收录了他在40多年前录制的14首歌，这张专辑获得了比影片更为广泛的传播。
类似的纪录片，还有日本NHK拍摄的《Another Hey Jude》，1989年年底，在天鹅绒革命胜利后的捷克斯洛伐克，到处都能听到披头士的名曲《Hey，Jude》，影片探索的主题也是：为什么这首歌会在“布拉格之春”时，如此受捷克人的青睐？
    这种“经典歌曲背后的故事”式的纪录片，是一种极佳的拍摄素材，全球被广为传唱的优秀歌曲非常之多，其中的许多歌曲在创作和传播过程中都发生了一些或有趣或离奇的故事，希望纪录片创作者们可以充分利用好这块素材宝藏，创作出更多的优质纪录片。
3、致敬真实电影
    真实电影（Cinéma vérité)兴起于20世纪60年代的法国，代表人物是人类学电影工作者让•鲁什，这一风格的名称源于他的作品《夏日纪事》的副标题“真实电影的一次实验”，这部影片表达了新的纪录片观念，即纪录片创作者应积极参与被摄者的生活，促使他们表达自己的真实想法，这与同时期在美国兴起的直接电影（Direct Cinema）有着明显不同。
虽然真实电影不是近年来才有的纪录片形式，但是对真实电影风格的延续的纪录片，已经成为目前全球纪录片创作的主流倾向，近年来引发观众关注和学界热议的影片几乎全是这种形式，比如埃罗尔•莫里斯的《细细的蓝线》、奥利弗•斯通的《刺杀肯尼迪》、摩根•斯伯力克的《超码的我》及迈克•摩尔的《华氏911》和《资本主义：一个爱情故事》……在这些影片中，导演都不再仅仅充当纯客观的“隐形人”，而是积极参与到拍摄过程中去了。
    其实从弗拉哈迪的“搬演”开始，许多纪录片的导演都在拍摄过程中自觉不自觉地影响着观众的情感体验，真实电影的特点之一就是表达创作者的思想意志，本片贯穿始终的就是对于罗德里格兹的敬意，而音频被索尼电影公司发行之后，获得85届奥斯卡最佳纪录长片的奖项，罗德里格兹的音乐终于真正得到了全美的关注，他在美国的演艺事业完全复活了，这也是真实电影所追求的对于现实的干预所产生的效果的表现。更何况，在片尾的演职人员表里，导演的名字也出现在了演员的行列中，这更能直接体现导演的意图，这样的干预影片内容的方式，相必将是将来纪录片的创作趋势之一。
   
   从目前中国乃至全世界的纪录片发展现状而言，纪录片与故事片相比在产业方面几乎处于边缘状态 ，纪录片在内容与形式上的创新迫在眉睫，“纪录片是最好的电影”，虽然纪录片有着各自各样的局限，导致其无法在叙事和蒙太奇语言上有重大突破，通过对于在电影节上获得大奖的纪录片的研究，可以吸取成功作品的经验，力求纪录片在票房和口碑上都可以不断提高，以实现纪录片的繁荣发展。


本文已收录至《“纪录片中的中国与世界”——首届高校主题学术论坛论文集》2013年11月。

这是从Rolling Stone上看到的一篇文章。Rolling Stone有很多这种文章，记者啥也不问，就跟着被访者喝咖啡或者乱逛，然后写出一篇“记某某人成名后的一天”这种比挂在墙上的腊肉还干的文章。但我最喜欢读这些，没有导向性的问题，每个人就这样不温不火地展现着自己的性格，表达习惯，和心理状态，简直比纪录片都真实。
看完寻找小糖人后，对罗德里格斯很感兴趣。看到这篇就翻了出来。结合电影，就补完了此人的全部职业生涯，对他的认识也更加全面。

“小糖人”后的生活
 
By Andy Greene
 
在70岁的时候，唱作人罗德里格斯终于成了公认的巨星。

在本该是他人生中最重要时刻的那个夜晚，70岁的唱作人塞斯图·罗德里格斯又一次不见了踪影。2012年轰动一时的纪录片寻找小糖人，奇迹般地把罗德里格斯的音乐介绍给全世界，这部影片也即将获得奥斯卡最佳纪录片奖。但罗德里格斯错过了在洛杉矶杜比剧场举行的奥斯卡颁奖礼。彼时他已回到底特律的家中，正在睡觉。“我错过了那个节目，”罗德里格斯说。“那天是我们从南非回来的第二天。我女儿桑德拉打电话叫我看奥斯卡。但我没电视。”
两个星期之后，他在底特律这座他生活了一辈子的城市举行了一场巡演。“让我们四处逛逛吧，”他说着，点燃第一根大麻烟卷。他吸烟的目的是为了放松（被他称为“吐出魔力龙”），以及缓解青光眼带来的病痛，这病让他几乎瞎了。“我不想引起警方的注意。”罗德里格斯和女友邦妮蜷缩在那辆银色吉普拉雷多的后座。副驾位置是他怀孕的女儿里根，开车的是他的女婿。这天是底特律常见的温暖冬日，罗德里格斯通身黑色装扮：从伦敦买来的皮裤，厚实的太阳镜，犀利的运动外套，以及一条镶有美国土著木刻鹰的宽领带。他的头发很可疑地没有一丝变灰的迹象。“头发关乎我的形象，”他说，“也算装扮的一部分。”


“说实话，我以为这家伙会很出名。”Avant说。

在四十年的默默无闻之后——他从1971年开始就没再录制过一张专辑，以做建筑工人为生——罗德里格斯终于成了公认的巨星。他的演出票总能迅速卖光，并且演出场所从几十年前的小俱乐部，换到了大体育场——今年九月，他将在布鲁克林可容纳19000的巴克莱中心举行演出，这里通常是网队的主场，以及Jay-Z的御用演出场馆。在罗德里格斯的家乡，无论他走到哪里都有粉丝蜂拥而至。当我们在韦恩州立大学（罗德里格斯1981年在这里获得哲学学位）校园内的一家咖啡馆驻足时，立刻被一位女性粉丝缠住。“我们费尽心思抢你的演出票，结果还是卖光了，”她的抱怨喷涌而出。“下次演出请订在乔路易斯体育场吧！”
近期在南非的五场演出让罗德里格斯总共获利70万美元，然而即使变得很富有，他仍然住在原来的居所。他没有电脑和车，也不打算买，他还计划一直住在这栋他从70年代初期就开始居住的房子里。“他的生活是斯巴达式的，”罗德里格斯的女儿里根如是说。“其实说是孟诺教派也不为过。他把大部分钱都分给了朋友和家人。我真希望他能在自己身上花点钱。”
我们最终到达底特律的Masonic Temple，这座宏伟的新哥特建筑承办过很多演出，包括theRolling Stones和Bruce Springsteen。五月，罗德里格斯将首次在这里举行演出。还有两天他将举行世界巡演，这次巡演始于新西兰和澳大利亚，全程将有超过40场演出，包括Coachella和Glastonbury两大音乐节。“我必须承认，金钱是可耻的，”罗德里格斯说着，疯狂地笑了起来。“我有很多承诺，且数量还在上升。铁已滚烫但我们不能停止敲打。”
罗德里格斯的事业曾经还未开始就快要结束，现在却在几乎真的要画上句点时蓬勃发展。在60年代中期，罗德里格斯开始在底特律的咖啡馆演出，最终在1967年，以RodRiguez的名义发行了两首民谣歌曲。“那是制作人的决定。”他解释那次更名。“他认为那个名字更吸引人。”
刚出道时，底特律摇滚胜景展现在罗德里格斯眼前 – theStooges，MC5和BobSeger的事业都在那个时代起步 – 而罗德里格斯却徘徊在Sewer这类酒吧之间演出，晚上在工业洗衣店打工。“我看见他在一个叫做Anderson’sGarden的地方演出，”MikeTheodore说，他是罗德里格斯在1970年发行的首张专辑ColdFact的联合制作人。“看起来那是个淫秽场所。酒吧里全是妓女。罗德里格斯就在那唱。他演奏风琴，身边是一个没牙的萨克斯风演奏家。”
他并不是一个有活力的现场乐手，事实上，他演出时总是面对着墙壁。“我必须学会在这些小屋子里演出，收获更多自信，”他说。“我无法像那些极具对抗性的说唱歌手一样目视观众。闭上眼我才能找到调，听我自己唱歌，进行再创作。”
当摩城总裁Clarence Avant将罗德里格斯签到旗下新厂牌Sussex时，他以为又有一个新的主流巨星到手了。“说实话，我以为这家伙会很出名，”Avant说。“他在我合作过的最伟大的音乐家里可以排前三，和BillWithers并列。他真是他妈的天才。”
但是罗德里格斯在LA的一场面向演唱会推广人，唱片公司总裁，以及其他业界大佬的演出中惨败。“他醉醺醺的，背对着观众，”Avant说。“没人深究那场演出。那就像一场MilesDavis演出。反响为零。不对，反响为负。”
1971年发行的第二张专辑Coming From Reality也遭到惨败，那是罗德里格斯在美国的事业终点。很奇怪的是，澳大利亚的情况却完全不同。1972年，一个悉尼DJ播放了SugarMan之后，ColdFact意外走红。“我每个朋友都有一张ColdFact，”MidnightOil的鼓手RobHirst说，“我们翻唱BruceSpringsteen, Billy Joel, 以及罗德里格斯的专辑。”
罗德里格斯的事业在重生之前最后的闪光，发生在1979到1981年之间，他在澳大利亚预定了两场演出。“在那之前他从来没举办过演唱会，只在酒吧和俱乐部里演过，”演唱会推广人MichaelCoppel对Billboard杂志说。“他对发生的事情很吃惊。”1981年时，罗德里格斯和MidnightOil分享了演出赚到的钱。“我曾认为那是我事业的高峰，”如今的罗德里格斯说。“我完成了一个史诗般的任务。在那以后我被乐坛遗忘。再也没接到过电话，或其他邀请。”
在那同时（像寻找小糖人叙述的那样），南非的粉丝发现了他的音乐，他的两张唱片在南非得以再版发行。罗德里格斯对他的走红毫不知情，并于80年代退出乐坛 – 但他从未放弃重返舞台的希望。“他每周都把我和姐姐们带到图书馆阅读最新一期的Billboard杂志，”罗德里格斯的女儿里根说。“他让我看Billboard和Pollstar上统计的演出票房。告诉我如果身在演出市场，会赚多少钱。他说这些时从不大声，但梦想始终都在。”
另一件可能成为他人生一大损失的事情是，他曾经考虑不参与寻找小糖人这部纪录片的拍摄。2008年，瑞典电影人MalikBendjelloul联系到罗德里格斯，说出了他想拍摄一部关于罗德里格斯在南非走红，并于1998年在开普敦举行一系列极受欢迎的演出的电影。Bendjelloul到底特律拜访了罗德里格斯三次，都被拒绝。“他对我们感到抱歉，”Bendjelloul说。“他最后答应我们的原因仿佛是，‘这群人简直疯了，我还是帮帮他们吧’。他接受采访完全是出于好心。”
当拿到去澳大利亚的工作签证后，我们驶往一个朋友的住所。罗德里格斯在露台上，点燃了另外一根大麻烟卷，里根回忆起电影上映后，生活发生的疯狂变化。“突然之间我收到很多从未听说过的朋友的来信，”她说。“每件事都在向着积极的方向发展，唯独一点，我们没有为他雇佣经纪人，因为‘经纪人’在我们家可不算个好词。”
罗德里格斯现在的巡演并没有固定的乐队 – 取而代之的是，每巡演到一个地方，就邀请当地的知名音乐人加入演出阵容。在澳大利亚，MidnightOil的成员将与罗德里格斯合作。“他只想排练几个小时，所以我们要凭感觉，”Hirst说。“这让我很紧张。”
当我们游荡到Michigan中央车站 – 这座宏伟的车站始建于1913年，它像纽约中央车站一样壮观，却遭到废弃 – 罗德里格斯突然欢呼起来。“哇！”他喊道“这里关门多少年了？三十年！”
罗德里格斯之前的制作人Theodore希望看到他重回录音室，但他知道这几乎不可能。“想象一下他现在承受的压力吧，”他说。“我不知道他是否愿意回到录音室，发行第三张专辑。况且，大部分人现在只想听他的老歌。他曾经说过他会写30首歌，然后让这些歌带他环游世界。你知道吗？他做到了。”

   他走路缓慢，一步一步小心翼翼，在冰天雪地里踉跄而行。他在走路，就真的只是在走路而已，眼睛往下看，认真得好像在完成一件任务……这是电影带给我印象最深刻的镜头，这走路的姿势一下子吸引了我所有的注意力，就觉得他与常人不一样，看完电影，他的确不一样。

  过生日希望收到满满的生日祝福，遇到困难希望身边的朋友能关心帮助…一个人，总是或多或少的希望得到他人的关注和赞美，从某种程度上说，我们生下来就在为他人而活。明明家里闹不和偏要人前秀恩爱，明明对某些问题不明白偏要装作自己海纳百川，明明讨厌极了上司的嘴脸偏要低头哈腰的完成任务……因为我们太在意别人，所以我们失去了自己。

  罗先生相反，他选择做自己。他穿着燕尾服去当木工，他带着孩子去有钱人才会去的博物馆，他告诉孩子别因为自己是穷人就觉得有些事不能做。当他从木工变成巨星的时候，他在台上从容的唱着歌，当他以巨星的身份回国后，他又从容的继续当木工。作品不被大家接受的时候他是那个样子，被万千狂热的歌迷深爱的时候他还是那个样子，外界潮起潮落，独留他风平浪静。失去什么或者得到什么对他来说是一样的，他就这么走着，按着自己的步伐。他的安宁让我也跟着安宁。

  一个人能不在乎别人的评价已实属可贵，罗先生对于发生在自己身上的传奇经历能如此云淡风轻的一笑而过，更可贵。要怎样充盈的内心才能宠辱不惊看庭前花开花落？或许，那是当一个人简单到极致的时候。

  他在走路，一条漫长而又孤独的路，可他就只是在走路而已。

好友H是一位杂志记者，工作五六年，算是努力，但未见什么成绩。圈子内外，没有多少人知道她，比起一些年纪差不多但迅速声名鹊起的同行，她很不起眼。有时她也嘲笑自己，更多时候安之若命，知道没有过人天赋，只求做到力能所及。她常将一些采访前后的故事讲给我听，八卦之外，有一则让我印象深刻：

几年前她曾做过一次叶嘉莹先生的采访，谈古典诗词的研究。报道照例没太大反响，但有一位山东的读者特地发来短信，告诉H他的故事。这位读者因为对现在的学校教育不满，便在周末聚集起同事及邻居的孩子，开设私塾，教授古典文学。然而以如此“理想”占用孩子们本应去学英语学奥数的“现实”，究竟是对是错，他心里常有犹豫。直到读到那篇报道，看到叶嘉莹以一生的感悟现身说法，他终于又找到坚持下去的底气。

一年后，对方又发短信来，告诉H私塾坚持至今，效果良好，并再次感谢。那时H自己正在低谷期，住在冬天猛灌冷风的小房子里，没想到会以这种方式，被曾经的努力反哺自己。

于是她眼睛闪亮地告诉我，她并不奢望自己做的事情会推动社会进步或者彰显正义，一篇报道哪怕只对一个人有实际的影响，也就足够了。说这话时她未尝不存着自我安慰的心思，但不妨碍我们都被这句话打动了。

说得远了点，这其实是我看到纪录片《寻找小糖人》后想起的。这部被今年奥斯卡最佳纪录片奖提名、并很有可能最终获奖的片子，是这类故事里最激动人心的案例之一。

上世纪70年代，美国歌手Rodriguez在本土录制两张唱片，制作人和唱片行老板都称他比Bob Dylan还棒，然而唱片发行后却无人问津。没人知道，在遥远的南非，Rodriguez的音乐被疯狂传播与追捧，甚至有人把专辑的封面图案刺在自己的肩膀上。那些想要逃离大工业城市、追求自我生活的歌词，被南非受压制的人们赋予反体制的含义。他们如梦初醒，意识到“还有出路”，齐声高唱着他的歌曲，走上街头抗议，甚至由此开启了一场轰轰烈烈的自由运动。

这种情节听起来相当熟悉。每一场革命都有自己的圣曲，捷克“布拉格之春”时，人们唱着本国歌手翻唱自Beatles的Hey, Jude；在东德，大家背着斯塔西偷听Public Enemy和Beastie Boys；伊朗陷于严苛的原教旨主义统治时，人们依靠黑市上买来的瑞典Abba乐队的磁带滋润心灵。

有趣的是，南非流传着Rodriguez早已在舞台上自杀身亡的谣言。多年来，人们带着激动与惋惜的心情缅怀着这位英年早逝的天才，却在一位音乐记者不懈地挖掘之后惊喜得知，他还活着，在美国，在那个没人听说过他的国家，为别人装修房顶。

南非人沸腾了。他们迅速安排好Rodriguez到南非的巡回演出。媒体、乐迷，甚至组织者，都不敢确信这一消息，暗自做好从飞机上接下一个冒牌货的准备。然而这位他们奉为音乐教父的人真的出现了，自自然然上台，平平静静唱起他们传诵多年的歌。五千人的演出场所被激情塞满，人们站着，喊着，唱着，哭着，怀念青春，怀念反抗的日子。

Rodriguez平静地经历了这一切，回到美国，继续做木工。他知道，自己只是写了想写的音乐，在美国没有遇到知音，这没什么，在一个遥远的国家引起如此大的反响——大到推动整个社会的民主进程，小到促使乐迷开了自己的唱片行，记者达到事业的巅峰，女儿嫁给南非的保镖，外孙有一半的南非血统——他也觉得没什么，不过是做好自己的事罢了。

Rodriguez的传奇与好友H的故事看似没有多少可比性，但在我看来，只是程度的差别。每一份努力都不会白费，这道理不必多说了，还是现身说法最有力量。

人们总是强调他在南非创下的辉煌，“他比猫王还红！”“滚石比他差远了！”


可是我觉得他之前和之后的生活更像一个传奇，穿着燕尾服做最苦最累的活，唱完万人演唱会，回家继续修剪草坪做苦力。人们都说，他改变了很多人的生活，可是他的生活毫无改变。他在没有人知道他的时候，身处完全的贫困，搬过25次家，经常家里连卧室都没有。可是他仍然带孩子们去博物馆和美术馆，让他们欣赏文化中最好的那部分，让他们知道在内心可以和有钱人平起平坐。

红了以后，他继续住在他那所破旧的，住了四十多年的房子里。朋友们都不相信他能这么轰动，觉得他那些演出照片是PS的。

他面对镜头的时候局促，羞涩，完全不会说点什么巧妙的话显示自己，或者再创造一点神秘的迷雾，他甚至不掩饰自己的羞涩。

这才是真正的艺术家啊，他们贴近大地，贴近所有人，他们的谦卑和真正的高贵一样稀少珍贵。大部分人都在努力成为别人的焦点，努力显得与众不同，努力活得有优越感而超越众生，努力跳出所有陈规陋俗而不用受到拘束。而Rodriguez明白艺术家和其他人没有什么不同，他们一样要组织家庭，带孩子，做繁重的工作，在社会规范内行事，过平凡人的人生，他或许也不觉得自己有什么不同，他可能就是觉得自己顶多有更多的话想唱出来。

真正的艺术家孜孜以求，从生活中的各各方面搜索素材，将一切转化成创造的源泉，像科学家那样严谨，寻求表达的最佳形式，又像个建筑工人那样勤勤恳恳，那样朴实，这样坚持上二十年，三十年。

这本身就是一个奇迹了，一个十分平凡，也让人感动的奇迹，而人们只看到那个让人泪流满面的瞬间。“我在下水道对耶稣倾诉”，其实就算那个结局的瞬间没有来，耶稣也听到了，一直都听到了。